“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四个黯淡的金字”。1907年，光复会成员秋瑾被害于“古轩亭口”，鲁迅就是以秋瑾被杀害的事件为背景，写了这篇小说《药》。这句自然描写让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了秋谨的死，使文章与时代相对应了。
《药》的后面有很大一段关于坟地的描写。“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弄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这段描写为情节发展作必要铺垫的作用－－华大妈与夏四奶奶先后来为各自的儿子上坟。除了这点，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一部分中孕蓄的路的意象：坟墓群被中间的路界限分明地分成了“左右”两边。左边的那是“犯人”的墓地，右边的就是群众的墓地。这实际上寓意着夏瑜等资产阶级革命者并没有和普通群众在“官方地”上站到一起去而是“各自为营”，造成资产阶级脱离群众闹革命，最终成为“官方地”中的一座座坟墓（一种失败的象征）；普通群众没有和革命者站到一起去，最终只能是在“官方地”中继续由其毒害（一种愚昧落后的象征）。一个路的意象将文章主题意义凸现了出来，体现出鲁迅先生高超的语言能力和深沉含蓄的文学艺术风格。 事实上，在小说其后的发展中，华大妈（群众母亲）和夏四奶奶（革命者的母亲）在上坟时也是向各自的那一半官地走去的。我们清楚地看出，华小栓和夏瑜两者的坟墓，中间仅仅只隔了这么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将华、夏两家分隔而开，是一道屏障。但这道屏障又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群众、革命者孕育者，在同时煎熬着失子的痛苦时，从素不相识最终能跨过这条小路，走到了一起。“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作为华家和夏家两条线索的最终交融场所，将华家的“可怜性悲剧”和夏家的“可叹性悲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华夏”（中国社会）的悲剧，使小说“揭示”和“赞颂”的悲剧主旨在这里得到了全面升华和开发。
再看这一句“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在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这句中，黄土反衬出了花环的美，尽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是“凭空添上”的，但我们还是以为这个花环是对革命者精神的肯定和对革命者业绩的赞许。花环的添加只有一种可能，即同情夏瑜、支持夏瑜的人送来的，这是对夏瑜的一个最完全的赞美，表明革命者是杀不尽的，革命还是有后来人的。鲁迅先生通过“曲笔置花环”寄寓了他对先烈的悼念，也寄寓了自己的理想。由是我们坚信鲁迅还是以一种较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小说创作中的。
刑场上围观杀人的场面，那些“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看客；写茶馆里那些为革命者挨打叫好，认为革命者鲜血被吃是好事的茶客；由这些人组成了社会背景。又如，点油灯、用洋钱、士兵衣服上的大白圈、上坟摆菜茶饭化纸钱等，都渲染了那个时代的特有的气息。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明线也是主线，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伙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这些都充分说明群众毫无觉悟，麻木不仁。
作品的暗线突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悲哀。革命者忧国忘家，却被族人告发；在狱中仍然宣传革命，却招来一阵毒打；在刑场被杀，只招来一帮“看客”；鲜血还被别人当“药”吃。他的母亲上坟，还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他为之牺牲的革命大业。可见他是多么寂寞，多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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