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中，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置于中心位置。1978年12月底通过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
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3]P9鉴于此，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充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每一步经济增长指标，都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应。把解决温饱问题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立足实际，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
小康水平，更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要求。“三步走”的发展目标，从“温饱”到“小康”，再到“中等发达”水平，始终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作衡量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标志，做到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统一，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价值目标，又遵循了经济现代化循序渐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
其二，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施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要增加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就必须发展生产，打破齐头并进发展的格局，就必须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改革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方式的弊端。为此，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影响和带动“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他指出：“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邓小平把这种允许存在差距的非均衡发展，既视为“运用
经济杠杆”，也称为“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P657，113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一系列文献中，一再肯定和强调“部分先富”的重要意义。这一发展战略，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在民生问题上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重大突破，并经过党的
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
十五大的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发展
国民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三，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普遍贫穷的状况，中国的改革以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追求效率为出发点，鼓励“部分先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导向的。1978年5月，国务院便发布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逐步推开并逐步完善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改变过去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即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不再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工资调整，企业之间因经济效益的不同，工资水平也应有所不同，即“工效挂钩”。于是克服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同时在企业内部也打破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机制。“工效挂钩”的实行，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实践的基础上，1987年
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在继续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最初文字表达。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及十五大的精神中继续得到了体现。这是基于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明确认识和清醒估计而提出的。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最主要任务是治穷。只有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才有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效率优先确实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强大的国民经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改革的动力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源泉来自于国民经济的增量，对这种增量的分配即是以激励效率为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