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指黄河冲击形成的扇形平原，同时，历史上黄河下游的决徙往往导致主河道的改变，它曾北自静海（今属天津）东流，也曾南夺
淮河入海，因此黄河三角洲还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来考虑，黄河三角洲主要指今天滨州和东营两个
地级市以及淄博的高青县[①]。这一界定是由黄河主河道的现行位置决定的，也属于古代黄河三角洲之一，这个古代即是指自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和王吴治河成功到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八百多年时间里基本固定现行河道。
一
自有史记载以来，黄河就以频繁决溢著称，且多次改道。黄河的改道，以现行河道为界，大体分为南北两大片：南片常常是夺淮入海，河道较为固定；北片则变动不居，在今天河北与山东境内滚动，而入海口的变动，是考察汉代黄河变迁的重要参考。
西汉初年，黄河在稳定了近五百年后，又开始决口。西汉时黄河的决口，始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当时“河决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东溃金堤”[②]，经过堵塞之后，黄河稳定了三十余年，到
汉武帝时，又屡次决口，并导致入海口的多次变动：第一次是从顺丘东南入海：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③]。师古曰：“顿丘，丘名，因以为县，本卫地也。《地理志》属东郡，今则在魏州界也。”第二次是夺淮入海：也在元光三年，“河决于
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④]。这两次变动发生在同一年，岑仲勉先生有过精辟的概括，“春天的河决，是从东郡顿丘县东南的地方，冲开一条新道，东北向章武入海，那条新道后来呼作王莽河，也就是
《水经注》五的北渎。夏天的河决，系在《水经注》二四所说的瓠河口东南，冲入钜野，会泗水入淮而后出海”[⑤]。瓠子决口二十多年后才堵塞住[⑥]，汉武帝还在上面建造宫室，号称宣防。第三次是从今沧州境内入海：“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⑦]。按：《汉书·地理志》魏郡馆陶下云：“馆陶，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过郡四，行千五百里”[⑧]。章武，《后汉书·窦融列传》有言：窦融“七世祖广国，
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注曰：“章武，县，属勃海郡，故城在今沧州鲁城县也”[⑨]，说明入海口在沧州一带。
汉武帝之后，黄河决溢频繁，到西汉末年更加严重，东汉初依然如此，建武十年（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⑩]为治理河患，平息百姓的怨叹，
明帝“发卒数十万，遣（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11]。千乘，《后汉书·明帝纪》有言：“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为千乘王。”注曰：“千乘，国名，今青州县，故城在今淄州高苑北。”[12]可见千乘即属于今天所说的黄河三角洲。这是汉代黄河入海口的第四次变动，黄河自此由河北境内入海，改由山东境内入海。这个入海口固定了很长时间，直到唐末，清代胡渭提到，“以今舆地言之，滑县、开州、观城、濮州、范县、朝城、阳谷、茌平、禹城、平原、陵县、德平、乐陵、商河、武定、
青城、蒲台、高苑、博兴、利津，诸州县界中，皆东汉以后大河所行也”[13]。
从历史的角度看，上古三代时，黄河自今河南武陟东北，流经浚县西，折北流至今河北平乡北，分为九条支流，到西汉时，黄河自今河南浚县西南，东北流经今山东高唐南，折北经
德州市东、河北南皮西，又东北流经今沧县入海[14]；从东汉永平十三年到唐末，黄河主河道固定在现行河道；从唐末到
北宋，黄河多次在山东冠县至漳水间决溢，形成多条支流；
南宋到万历初，黄河夺泗入淮，在马颊河、淮河间形成多条支流；万历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主河道固定在今郑州东去，经开封、徐州，自泰沂山脉以南入海，但中间多次经大清河入海；咸丰五年至今，黄河主河道固定在现行河道。因此，无论是从主河道固定的时间，还是从支流而言，今天所说的黄河三角洲区域的范围主要确定于汉代。
二
汉代黄河河道的变动，给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带来很大的影响：行政上，汉代政府为解决河患，除了依靠人力、物力和提高技术之外，在行政体制上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史载王景与王吴治河“修渠筑堤”，“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当时河道固定在今黄河三角洲区域，东汉在那里设有乐安国，应该也应该有河堤员吏。实际上，这种设置西汉时即已推行，上述引文注引《十三州志》曰：“成帝时河堤大坏，泛滥青、徐、兖、豫四州略遍，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秩千石，或名其官为护都水使者。中兴，以三府掾属为之。”[15]
经济上，在河患频发的汉代，尤其是西汉，黄河每次决溢都给地方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
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16]，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
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这几次决溢的范围，当时的河堤都尉许商提到，“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17]。
黄河变迁也给黄河三角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首先，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在下游与入海口处淤积，逐渐形成大片沃野，外地贫苦百姓和灶户盐民，纷纷前来垦荒和制盐，借以谋生，散居的农户逐渐发展为村落、乡镇和县。如利津县汉代属千乘郡漯沃县、蓼城县地。隋代建永利镇，南宋升为利津县，从侧面说明黄河淤积地对人口的吸引。其次，从战国开始，黄河下游两岸设立堤防，相距五十里，河中有大片滩地“填淤肥美”，日后居民日益增多，于是“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18]。经过一段时间，河床中淤积出新河滩，又在新的围堤防之外，再圈筑起一道新堤。到西汉后期，有的地方所筑围堤多达数重。可以说，筑堤是治理黄河的一大创举，掌握了这一技术，河道变得相对稳定，可以有效保护沿河区域的城市和乡村，对黄河三角洲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也达到较高的水准。
三
司马迁提到，“齐带山海，膏壌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19]，指出齐地适合种植桑麻。早在史前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先民就为遮体御寒而纺线织布，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纺轮、骨针等，即为当年织布成衣的遗存。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鼓励植桑养蚕，让百姓于房前屋后广植桑拓，黄河三角洲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齐国重要的蚕桑产地，到汉代时，纺织刺绣成为齐国“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20]的手工技艺，并代代延传。此后的唐宋时期，棣州优质精美的丝织品为朝廷规定必交的税种与贡品。唐朝每年向棣州征绢十匹，棣州绢成为与淄川绫、博州绸、齐州葛齐名的纺织精品。齐国立国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21]，制盐很早就成为黄河三角洲的优势行业。《管子·轻重甲》记载：“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薪，煮水为盐，正而积之。”“渠展”的确切位置不详，王爱民先生认为“是胶莱河以西的沿海地区，其地域大部分都在现在的黄河三角洲以内”[22]，可备一说。汉武帝为加强盐业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在产盐多的地区设立盐官和机构，当时全国共设三十七所，其中青、齐地区十一所，地处黄河三角洲的千乘郡即为其中之一。纺织业与制盐业的发展，推动了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的进步。博兴县历年出土的西汉“三铢”、“四铢”与“半两”钱范，反映了汉代黄河三角洲商贸活动的延存[23]。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的人口也有所增长。《汉书·地理志》“千乘郡”下云：“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万七百二十”[24]。千乘郡在东汉时改为乐安国，《后汉书·郡国志四》“乐安条”下云：“乐安国，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25]。两相比较，西汉千乘领县十五，东汉乐安领有九城，人口相仅七万，说明从西汉到东汉黄河三角洲区域人口的增长。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汉代黄河三角洲的城市发展状况，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来了解。无棣信仰乡谢家村西南发掘有信仰故城遗址，遗址平面呈矩形，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约1400米，总面积200万平方米。现存有南城墙西端和向北延伸部分，约500米，城墙残存高度6米许。故城内部分大、小两城，大城居东，小城坐落于大城的西北。信仰故城近海而建，地处黄河三角洲东北部，与北面的车辋故城址、东南的广武故城址，恰如三足鼎立之势，透露出汉代黄河三角洲的城市发展程度。
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黄河三角洲的学术在汉代也独树一帜。汉代是经学的兴盛时代，在黄河三角洲区域，《尚书》的教授与传播独树一帜。《汉书·儒林传》“序”称：“言《书》自济南伏生”[26]。伏生故里，即在今邹平，民国《邹平县志》云：“邹平城东北十八里伏生祠即伏生故里”[27]。“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又传授倪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地余侍中，贵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余死，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嘉之，赐钱百万。地余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28]。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
上述经济、人口、城市与学术在的发展体现着西汉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开发，这种情况随着东汉黄河主河道的固定以及新增淤积地对外来人口的吸引而加速发展。
四
在黄河变迁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黄河从先前的稳定变为频繁决溢，再到东汉的稳定。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改道到西汉初年，基本处于稳定时期，西汉末年决溢频繁，“西汉二百多年间，黄河曾先后十二次决口泛滥，其中文帝时一次，武帝时四次，昭宣时一次，元帝时一次，成帝时四次，王莽时一次”[29]，并多次出现改道的情况，而从东汉永平十三年到唐末，黄河未出现大的改道情况。第二，“黄河”之名首次出现于史籍的记载。黄河在先秦典籍中一般称“河”，汉代除继续沿用外，还出现“黄河”的称呼，《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30]又，《汉书·地理志上》常山郡元氏县下云：“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莽曰井关亭”[31]。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黄河之得名，肇源于两汉时期，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经成为十分常见的称呼”[32]。第三，黄河之水变得浑浊，《汉书·沟洫志》云：“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沙”[33]。其中的原因很多，黄河中上游开发导致的泥土流失是一个重要因素，“西汉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战略，黄河中上游的草地、林地大量被开垦成农田，水土流失加剧，导致了黄河泥沙的增多”[34]。
对黄河三角洲区域而言，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长达八百多年时间，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历史依据，而且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动力，推动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发展。当然，汉代对黄河滩涂的过度开发利用引起的弊端，也应引起我们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