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性资本与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保障“共同富裕”
资本的非理性必然造成社会整体的不利，而私有制经济又无法从根本上遏止资本的非理性，以非合作博弈为本质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绝不是人类社会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合作博弈为本质的市场经济，必然优于它。就好比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囚徒，他们在优先考虑伙伴利益下作出的选择结果必定优于他们在优先考虑自己利益下作出的选择结果。因为合作博弈的市场经济能够将每个人以利他为前提条件的利己，转化为全社会整体的利他，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更优的选择是构建以合作博弈为本质的市场经济，理性资本则是实现合作博弈的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
相对于私有制下资本的非理性而言，理性资本就是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资本。在现实经济中，资本的理性状态是有可能存在的，例如1998年香港政府为了击退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对香港金融系统的攻击而动用的外汇基金。外汇基金本身以资本形式存在，自身有增值的需求。但是当香港金融市场因外部冲击面临全面崩溃，市场中所有投资者都在恐慌性地抛售股票时，它却逆市而行，全力吸纳蓝筹股。外汇基金的这一举动，绝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是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公共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但是，私有制下资本的理性状态只能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是暂时的而非持久的。只有公有制下的国有资本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理性资本，因为资本对于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而言并不稀缺。
要建立以合作博弈为本质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理性资本，但仅有理性资本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合作博弈是以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基础的，实现合作博弈靠的是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理性资本则是以资本所有权为基础的，实现资本理性靠的是先进的所有权制度。先进的所有权制度只是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先进的所有权制度，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就没有根本保障；但先进所有权制度的建立却并不必然导致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得以建立。
实际上，分配制度相对于所有权制度而言，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打下国家工业化基础，政府学习前苏联的经验，采取了工农“剪刀差”的社会分配制度，完成了建国初期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工农“剪刀差”的社会分配制度，也意味着我国广大农民和农村经济为新中国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做出了更为卓越的奉献。如今中央下大力气去解决“三农”问题，在缩小工农“剪刀差”上，我们还任重道远。
再看看当前社会热议的国企垄断问题。其实，国企垄断并非洪水猛兽，如果我们自己的国企不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行业建立垄断，这些行业必然就会被外国资本垄断。一些国企行为之所以遭到争议，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并不是“垄断”行为本身，而是垄断利益的分配不均衡。2011年3月刊《环球财经》有篇文章说得好：“国有企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让全社会的劳动者分享到应有的利益，是消弭争议的最好也最有利的方式。
国企垄断备受争议，归根结底是分配制度的问题。如果把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所有制上，进而提出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不仅无法解决现有问题，反而会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倒退。殷鉴不远，苏联的前车之覆警告我们，这一历史性倒退将是全民族的灾难。
自184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历史不断证明，中国社会发展一定要探索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模式，绝不能从外面拿来一个葫芦就画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因为没有对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革命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才最终取得胜利的。
可惜的是，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致力于积极探索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建设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却始终在应该抄袭谁、模仿谁的问题上争来议去。当前，一些经济学者仍处在“模糊的西方崇拜”中，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地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的倒退。
要想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的繁荣稳定，我们绝不能跟在别人的经济学理论屁股后面，不加思索地亦步亦趋，而是要积极探索属于我们自己的经济理论。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在以公有制为前提下，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实现以合作博弈为本质的市场经济，就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又不同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国进民进下真正的“共同富裕”。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