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1]，安全的食品则是人类身体健康的根本保障。因此食品安全问题，是影响人类能否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和关注的问题。鉴于我国当前频发的食品质量安全危机问题，正视其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深入分析涉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深层次诱因，并研究探索相应对策，对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维护广大人民身体健康、保障人民生命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 食品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少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因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造成的有毒食品伤人致残、致死报道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形象。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也从未停止过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始终无法根治此类问题。2008年爆发的三聚氰胺污染婴儿乳制品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对包括乳制品行业在内的整个农产品、食品行业的食品质量安全信任危机。暴露出了我国农产品、食品行业生产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食品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1.1 农业种植业农药、化肥滥用与残留超标问题，养殖业兽药、激素、非食品化工添加剂滥用及残留超标
1999年发生食用残留甲胺磷农药的蔬菜80人中毒，全国城运会51名运动员食物中毒，广东省肇庆市近700人食用掺有液体石蜡食用油中毒事件；2001年长春市、吉林市12 000多名学生豆奶中毒，同年11月广东省河源市484人瘦肉精中毒。2003年广西玉林市学生因食用含“吊白块”的粉丝引起87人食物中毒，海南37名学生食用含有甲基1605和灭无磷的香瓜集体中毒，广东省中山市78人食用有机磷农药残留的通心菜中毒；2004年2月，卫生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21起，448人中毒，15人死亡；随后的2005年媒体曝光有毒大蒜、有毒韭菜；2006年非法使用苏丹红的禽蛋类食品；2007年又有毒水饺（馅料农药残留超标）；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婴儿奶粉事件[2]；2009年又有乳制品怀疑性激素超量致女童性早熟问题。
1.2 非法经营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近几年“地沟油”、“毛发水”（酱油）、“吊白块”（粉丝）、“甲醛白酒”等众多的食品制假售假案件频繁发生，2010年10月10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间“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化工原料勾兑非法食品添加剂“一滴香”，12月25日曝光色素勾兑假葡萄酒，2011年4月份爆发的河南省“瘦肉精”丑闻等。
2 危机爆发的原因
以往发生的食物中毒事故，概括起来可以分为2类：（1）农产品农药残留，其中以蔬菜、水果产品最甚，生产过程当中非法使用高残留剧毒农药所致；（2）食品加工过程当中非法加入非食用有毒物质。危机爆发的原因有以下3个主要方面：
2.1 农产品生产规模膨胀过快，经营分散，技术缺位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出现了以粮食作物生产独大向多元化经济作物并进的局面，人民日常消费中副食品的比重逐步提高，然而农药残留超标致使人员食物中毒事件频发的重灾区却正是蔬菜与水果，这与蔬菜、水果产业膨胀过快、技术缺位和经营分散、监管不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缓解副食品供应紧张局面，1988年农业部提出了建设“菜篮子工程”，至此蔬菜与水果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1990年全国蔬菜、水果的生产面积分别为633.8万hm2、517.9万hm2，到2009年全国蔬菜、水果的生产面积分别达到1 841.4万hm2和1 114万hm2 [3]，整体生产规模膨胀了290%和215%。与此同时1990年全国种植业推广人员共有31.63万人，而到2009年全国种植业农技推广人员31.13万人[4]，人员数不增反降。按照蔬菜、果蔬技术推广人员占总人数25%计，1990年每百公顷拥有技术人员0.687人，而到2009年每百公顷拥有技术人员下降到0.263人，每百公顷拥有技术人员量下降61.72%。
迅速增长的生产规模与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短缺的矛盾，导致技术普及面降低，农民生产技术低下。田间管理与病虫害防治用药、施肥的盲目性大大增加，剧毒农药的使用及用药时间不准造成产品有毒和残留超标；过量施肥与不均衡施肥造成土壤结构破坏、环境恶化和产品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分散经营的土地政策，造成病虫害防治的管理困难：错时防治为病虫害迁徙提供时间空挡，锻炼了病虫害的抗病性，使得药物防效急剧下降，田间投入药物的毒性逐步提升。
另外，基层农业推广部门经费投入不足，造成技术人员培训不足，知识更新慢、知识陈旧，不适应新形势的需求[5]。同时，化工企业及部分利益专家出于经济目的考虑，刻意忽视生态生物防治、鼓吹化学防治，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忧患。
2.2 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拜金主义大流行
从社会道德方面考虑，食品安全的底线一再被突破，是社会整体道德沦丧、水平下降和拜金主义大流行的结果。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有毒物质，则完全属于不法加工分子为谋取非法利益，不顾人民生命安全，不顾道德底线的不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市场经济不仅应该是自由经济，更是社会责任道德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先进的商业伦理为之做支撑。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会有序、有活力，才会低成本、才会安全，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对食品不法企业、不法分子来说，其人可耻、其行可恨、其心可诛！不法分子的可耻行为严重的影响人们的正常经济生活，业已受到广大群众的唾弃。虽然国家各部委也多次三令五申的强调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出重招严惩不法行为，并积极制定了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相关标准、《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规范食品行业的生产行为，但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首先必须扭转社会“拜金主义”的思潮，正视我国商业伦理的严重问题，重建社会主义市场伦理道德价值观。
2.3 社会更深层次原因的分析
农产品的质量危机和人们的信任危机。孤立的看是由于产品生产者为谋取非法利益所做出的违法行为；从根源上讲，农产品质量危机，实质上是农产品生产所需的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与价值严重低估矛盾所造成的。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在国民行业中处于资本紧缺阶段，尚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农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农民要累积农业资本，只有加大产品的无限产量才能提高农业单位面积的收益，而在科学技术无法实现单产无限化的情况下，掺杂使假、投用剧毒药物保产量所造成的食品质量安全危机终于不可遏制的产生了，这就是根源所在。狠抓产品质量控制，加强产品质量监管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1978年开始农业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行业，至1982年连续度过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狠抓农业的时期，期间农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远远超过工业和商业，这股发展风暴一直持续到1988年，可以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黄金十年[6]。此后，中央按照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将国家建设重心移到工商业改革上，从1989～2003年连续15 a从农业过度抽取资金援助工商业、国企制度改革，并最终导致农业经济的整体下滑，农作物生产在波动中减少[7]，农民工流向城市，农村土地抛荒，1998～2002年连续5 a的粮食大减产，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战略安全，可以说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沉沦的十五年”。这期间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农民工长期的低工资、低收入、拖薪、欠薪创造了世界上的低成本“中国制造”，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因素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上出现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没希望”的现象。
农业经营环境的恶化，直接带来的问题就是农业资本短缺，农民无法有效完成农业原始资本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8]，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既不能剥削工人，又不能侵略抢劫，更不可能开展黑奴贸易、贩卖毒品来积累农业生产资本，而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更造成了农民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难度。农民微薄的收入中除去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开销和求医问药花费外所剩无几，农业生产再投入资本的短缺严重限制了农民的生产活动。与此同时相对的却是农用物资价格的飞涨，以农用肥料尿素为例，其价格从最初每袋40元/袋增长至180元/袋，30 a增长了近4倍，而农产品的售价提高却仅仅只有50%。
资本的原始积累方式充满了罪恶，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给予了精辟的概括。我国的轻工、民用工业发展过程中，以牛皮纸生产假皮鞋、生产黑心棉床品、不合格的五金电料等等，每一项都充满了欺诈与罪恶。当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结束以后，产品质量也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制造”再也不是低劣伪造的代名词了。所幸从2004年初开始，至今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了“三农问题”，重新提出发展农业，平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结构的方针，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五年间城市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重新优化分配制度提高农民收入，效果是缓慢的，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是不会立竿见影的，单就政策上经营模式的改变救不了中国农业，而且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会不会演变成1714年英国发生的持续了近百年的“圈地运动”[9]还未可知，只有还原农产品的真实价值，平衡工、农、商业的经济发展，才是促进农业经济健康顺利发展的根本所在。
3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对策
3.1 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农业与工商业之间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以抑制农产品价格方式抽取资金支援工商业建设的模式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农业与工商业的收入分配需要重新分配。一方面通过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从根本上使得农业收入、农业生产资本的积累能够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农作物既有的生长周期内单产效益得到增加，农民生活得以改善，新农村、新民居建设得以有序稳步扎实推进；另一方面采用行政、刑事等政策法律措施严厉监管、提高违法风险成本，令行禁止。术以治标、正本清源、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质量安全危机。而单一采用行政、刑事等政策法律措施严厉监管最终结果会导致从业者转行，从业人员的减少引起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不均衡，食品供应短缺。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出台前，从1998～2003年连续5 a的粮食大减产[10]，就蕴含着粮食价格低廉的主要因素。
值得考虑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否会带动物价的飞涨、破坏已有的经济渐稳局面。短期而言，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物价上扬的风险极大，城镇居民面临生活压力加大的境况。但从大局长期来看，农产品价格提升利大于弊。
3.2 加强全民素质和道德教育，扭转金钱至上的观念，建立诚实守信信誉至上的道德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也就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成效卓著，但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却有失成效。金钱至上的观念摧毁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生产中表现为部分生产者一切以利益为主，以非法技术、非法手段降低投入，产生以次充好，掺假使诈行为。
从道德层面上讲，应从3个层次上加以引导。（1）正确的舆论引导，加强全民素质和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简约朴素，崇尚自然的消费观念。避免过多宣扬奢侈消费，醉生梦死的唯享乐观。以各级政府的文明办、宣传部为依托，对各种媒体中的广告、社评等开展文明、文化行政审查制度，对各类节目介绍或报道的社会事件设置褒扬贬抑舆论评议，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打击物质无限欲，避免人际之间不正常的攀比。（2）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全民中普及“我为人人”[11]的观念，兼顾“人人为我”的利益，只有将他人的生命安全放在了自己的心头，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才会真正有人去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相反以钱为本，不惜以牺牲他人身心健康为代价，作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被人牺牲也会在所难免。（3）建立诚实守信、信誉至上的观念。用诚心换取消费者的放心，取得市场上的消费信心，赢得无法破除的商业信誉，才是解决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所在。食品安全问题教训足够的深刻，希望全社会加大道德教育的力度，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3.3 加强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改善生产方式
3.3.1 组织有效的科技攻关和科技服务队伍 研究开发新技术、新方法、新品种，改善我们的生产品种，提高我们的生产技术；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增大科技推广的投资力度，扩大科技推广队伍。切实做到产业规模与技术支撑平衡发展，避免生产技术缺位造成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3.3.2 创新生产方式 我国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经营政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农业的长足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这一制度也暴露出了在新形势下的一些缺点。具体表现在：一家一户的家庭小作坊式生产，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商贸一体化的进程；作为食品生产的源头，一家一户的生产使得产品监管部门面对众多生产者，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有效的完成产品的监管工作；生产者在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原材料质量的不稳定进一步影响到加工企业产品的质量。
相反实行生产合作化、规模化，能够有效的控制原材料的质量，增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同时，产品销售，信息发布与搜集会更及时。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既能在生产技术上做到一致，又能减少销售环节增加效益，适当的集约有利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
3.4 健全完善食品管理体制、加大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3.4.1 加强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的认证申请管理 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做到市场销售产品一定等于或少于认证数量、种类，坚决防止少申报，多销售行为，未申报、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产品认证资格审查应由产品送检改为实地抽检，避免弄虚作假行为。
3.4.2 在规模化的基础上，建立食品生产电子档案制度 要求生产者对每一批次的产品都要进行编号管理，建立电子档案，实行产品追踪。方便消费者随时查询产品的产地、来源、和认证品级等信息。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方便快捷的找到源头和相关责任人。
3.4.3 强化对事故责任的处罚力度 法制社会，强调的是以法治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许多制度还未完善甚至缺失，甚至有法不依，大问题小处理。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成本远低于所获得的非法收入，所以就有人敢铤而走险，不惜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攫取非法利益。古人云，“治乱世需用重典”[12]就是用重刑治乱局，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如果不法分子因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受到的惩罚远远高于他的非法收入，那么巨大的风险才能对一些不法分子起到很好的震慑与威慑作用。
3.4.4 完善问题产品招回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 对已经发现问题的产品实行快捷有效的产品招回制度，将问题产品的危害性降到最低，同时对食用问题食品、造成人身伤害的消费者实行损害赔偿制度，这样才有利于保证消费者的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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