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福布斯公布2020年马来西亚富豪榜。由于马来西亚经济持续放缓,加上新冠病毒的冲击,富豪榜上的“玩家”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但有一位,稳如泰山,丝毫不受大局势的影响,连续20年蝉联马来西亚首富。
他就是——身家高达115亿美元,97岁仍在商界拥有一席之地的郭鹤年。
1950年,建立马来西亚第一家制糖厂,他被誉为“亚洲糖王”。
1971年,进军酒店业,设立世界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酒店大王”名号家喻户晓。
1984年,大举投资中国,花5.3亿美元建立中国第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仅靠国贸收租郭鹤年每年就有50亿美元的收入。
1993年,涉及传媒影视行业,从英国人手中收购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成为世界赫赫有名的“传媒大亨”。
……
作为全球百大富豪的大马首富,郭鹤年身上有着太多标签和光环。
每一个标签可谓是含金量十足,而每一个光环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辛酸史。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富人家的孩子早立业
中国改革开放前夕,许多难民和劳工为了讨口饭吃,纷纷选择“下南洋”,而在这些普普通通的难民中,就有来自福建福州市的郭钦鉴,郭鹤年的父亲。
1909年,郭鹤年的父亲郭钦鉴还是个16岁的少年。为了谋生,他背井离乡,从中国福建来到马来西亚。
当时,郭钦鉴的几位哥哥在马来西亚已经小有成就,经营着一家名为东升的公司,一个两层小楼的杂货店,主营粮食、大豆、糖等生意。
刚到马来西亚的郭钦鉴,还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便听从哥哥们的安排,暂时在东升公司帮帮忙,做个搬货店员。
时值世界第一次大战,马来西亚的香料供不应求。郭钦鉴瞄准时机,通过米糖和大豆生意,赚到了第一桶金。
1920年,小有成绩的郭钦鉴和同乡郑格如结婚,在1923年生下了郭鹤年,郭鹤年排行老三,前面还有两个哥哥。
出生于富商家庭的郭鹤年童年过得并不轻松,在自传中郭鹤年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从我记事起,只有哭泣和心碎的感觉……”
郭钦鉴和郑格如是典型的“严父严母”。郭钦鉴身处动荡的时代,深知知识能给人带来的力量,于是在郭鹤年开始识字时,除了老师的家庭作业,郭鹤年还要完成郭钦鉴给他布置的作业:
流利背诵五篇古诗
完整默写十篇英语课文
能够快速运算二元一次方程
……
而郑格如就充当了郭鹤年的“家庭教师”。
虽然身在马来西亚,可郑格如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
郑格如会给儿子们讲中国各种传奇故事,从越王勾践到鬼谷子、孙膑,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郭鹤年,立志向古人学习,做个隐士,低调行事。
虽然自己是商人,但郭钦鉴并没有让郭鹤年踏“这趟浑水”,而是希望他多读书,于是便送他到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深造。
但入学半年,日军便入侵马来西亚新加坡。那时,刚好正逢学年考试,郭鹤年在炸弹巨响的环境中备考到凌晨两点。
考完试后,学校宣布停学,遣散所有学生回家。但由于日军迅速推进,郭鹤年被迫与家人失去联系。
2015年接受《对话》栏目采访时,郭鹤年回忆那段时期,说到:“接下来的3年10个月里,我们被迫在日军铁蹄下生活,期间所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度日如年,日军的野蛮残暴罄竹难书。”
郭鹤年的家人也没能逃过日军的魔爪,三伯郭钦端不幸病逝,堂哥郭鹤青被日军拘捕,东升公司被迫停业。
家族企业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在了郭钦鉴肩上。
郭钦鉴也没有让家族失望。战后初期,马来西亚消费品稀缺,当局实施物品统制。
任米粮统制官的达图翁与郭钦鉴私交甚好,于是他将采购大米和粮食的工作交给了郭钦鉴。
有了这层关系,郭钦鉴垄断了马来西亚大米和面粉市场,又将“东升公司”的名牌打响了。
东升公司也成为日后郭鹤年及其兄弟们创立庞大企业王国的桥头堡。
这时,郭钦鉴意识到,如果没有快速培养下一代人,郭氏的财富恐怕也留存不久,于是,他开始让三个儿子进入商业领域。
1947年,郭钦鉴给郭鹤年十万马币创业,郭鹤年只身奔赴新加坡,以这十万马币作为投资资本,创立了力务克公司。
这一年,他将从小跟在爸爸身边学到的商业知识,大胆地运用于实践中,并渐渐积累了丰富的从商经验。
1948年,父亲郭钦鉴去世,留下了生意蒸蒸日上的东升公司。
母亲郑格如害怕“兄弟争家产”的狗血戏份会在“鹤”字辈后代间上演,于是郑格如建议,郭家第二代把家族资产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家公司。
一年后郭鹤年与兄弟们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由于兄弟当中只有郭鹤年有丰富的从商经验,于是25 岁的郭鹤年被推举为董事主席,开始领航郭氏企业这艘商业巨轮。
没有什么就做什么
在郭鹤年的经营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越做越好,但没过几年,悲剧重演。
1952年,郭鹤年的二哥郭鹤麟参加了“马共游击队”,遭到了英殖民政府的杀害。
事后,郭鹤年一家人都受到了当局的监视,无奈之下,郭鹤年只好暂逃到美国躲避一阵子。
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而属于郭鹤年的机会也来了。
当时因为大马刚独立,因此消费品市场一片萧条,尤其是在炼糖厂上更是没人涉足。
而郭鹤年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与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成立了马来西亚第一家炼糖厂。
为了方便炼糖厂提取材料,1968年,郭鹤年大量种植甘蔗,开设甘蔗种植园,储存了大量的原糖。
两年后,郭鹤年便拿下了马来西亚糖业80%占比,建立了一张完整的东南亚“蔗糖销售网”,收获颇丰,赚得盆满钵满,也因此得名“大马糖王”。
1979年,郭鹤年更是靠着独特的商业嗅觉,在糖价上涨前大批量购入食糖,此后再高价卖出,一跃成为“亚洲糖王”,也因此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商业风云人物。
由于郭鹤年的举动,当地商家觉得糖业有利可图,个个都开始炼糖,都想来糖业分杯羹。
郭鹤年心想,过不了多久,自家的制糖厂的优势便会烟消云散,自己不能就此高枕无忧,让郭氏的脚印遍布各个领域,站在各个领域的前头,才是最安全的。
七十年代初,亚洲局势大体稳定,经济发展迅速,郭鹤年又注意到 旅游 业将是一个重点发展区域。而酒店则是 旅游 业的发展工具之一,环太平洋区域拥有促进 旅游 业成长的最大潜能。
于是1971年,郭鹤年投资1.6亿建立了当时新加坡最豪华的酒店—香格里拉酒店。
当时香格里拉酒店一度成为新加坡盈利最高的酒店之一。
郭鹤年趁热打铁,随后便在马来西亚、中国、泰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香格里拉大酒店,使其成为了一家跨国连锁豪华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甚至成为中国香港地标性建筑。当时为了在香港建立香格里拉大酒店,郭鹤年花了1.63亿的价格买下了维多利亚港的一块土地。
建成后,该酒店也为郭鹤年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如今,香格里拉大酒店早已成为了国内外享誉盛名的连锁酒店品牌,郭鹤年也因此而被冠上了“酒店大王”的称号。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郭鹤年利用在糖业上积累的资本,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势将触角伸向银行业、地产业、传媒等领域。
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郭鹤年注意到,香港是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的中心,对郭氏企业王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加上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好在竞赛,看谁能从财富创造者身上征得更多的税。
“两国均对我们的利润征收惩罚性的税率,如果你赚了1元,基本上只能剩下0.5元。”
于是,1974年郭鹤年有意将发展重心转移至中国香港,郭氏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陆陆续续移居香港,成立嘉里集团。
虽然已经在香港建立了香格里拉大酒店,但郭鹤年觉得远远不够。
有钱不是最重要的,掌握话语权才是最关键的。
上世纪90年代,郭鹤年再次巨资收购了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和香港TVB等媒体,进军媒体界,成为了新任的香港“传媒大亨”,从而通过媒体舆论,来为郭氏企业发展作势。
涉足了中国香港,郭鹤年也逐渐向大陆发展。
1988年,嘉里集团开始向中国大陆投资。在沿海和内地三十个城市投资发展数十个项目,有植物油、粮食加工、香格里拉酒店、房地产、可口可乐饮料。
而嘉里集团旗下最为大家熟知的品牌—金龙鱼,让公司收入持续增长,2019年,单是金龙鱼,就让嘉里集团收入1707.43亿元,是茅台收入的两倍,海天味业的八倍。
凭着金龙鱼食用油的收入,郭鹤年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排名第104位,财富值128亿美元。
做生意要打大算盘,不能打小算盘
之前,网上曾流传着一个段子:
“在郭鹤年家族旗下,不仅有着你每天上班的北京国贸,还有你每天要吃的金龙鱼食用油,以及你出差要住的香格里拉酒店。”
郭鹤年能将郭氏企业做到这种程度,可不仅仅是一个“富二代”的名号能简单解释的。
郭鹤年曾说,“做生意一定要有胆量,但是胆量得对生意,别对人。”
1973年4月,郭鹤年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
中国华润公司找到他,告诉他国家现在很紧张,大量缺糖,而且钱也比较缺,希望他帮忙,低价从国际市场买30万吨的糖,同时也买一些期货在行情波动时进行套利。
虽然郭鹤年当时已是世界顶尖的“糖王”,可手上没有这么多货可以卖给国家。
到外面买的话,郭鹤年只怕消息一公开,糖价立马上涨20%到25%,毕竟30万吨可不是个小数字。
但郭鹤年毫不犹豫答应了,他心想国家正处于困境中,自己本就是中国的一份子,一定要帮一把。
“这个忙我一定帮,但我们都得非常之抓紧,要想得快,做得快。”
保险起见,郭鹤年还把自己的生意冻结起来,专门用一两月时间来替国家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郭鹤年认为,只有去巴西才能买到这么多糖。
但作为“亚洲糖王”的他太显眼,如果亲自去一定会引起猜测。
恰逢两三周后,日内瓦有个大规模的国际糖业大会。
而低调行事、很少在镜头面前活跃的郭鹤年却立刻决定:派人到巴西去买糖,自己则特意报名去参加这个会议。
“我想,我和他们一起开着会,他们就不会想到是我在买糖吧。”郭鹤年回忆。
在日内瓦的郭鹤年,一边和国际同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虚情假意”,一边抓紧部署和跟进着巴西的行动,“每一天都很紧张,过得提心吊胆”。
有一天,一位英国商人把郭鹤年拉到一边,很神秘地跟他说:“你知道吗?最近巴西很奇怪,两三个从来没见过的、很年轻的亚洲人,天天在糖区进出,好像有大事要发生。”
这可把郭鹤年吓了一跳,但还要装着很诧异也很重视的样子回应道:是吗?你还有什么行情、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
转身,则是一身冷汗。
一战下来,他不但成功用低价为中国解决了30万吨食糖,还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了500万美金。
197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8100万美元。郭鹤年一下子就为中国赢来500万美金,一下超过举国的外汇储备,绝对是雪中送炭。
但郭鹤年自己,却没从这么大的行情中赚到一分钱,相反还丢掉两个月的生意。
“如果我的公司也加入其中,肯定可以挣钱。”郭鹤年说:“但我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样就是对中国的不忠。这样说,可能太隆重。我的原则是,即使一个普通的生意,你答应了人家,也不应该跑两匹马。”
能为中国赚来500万美元,既是郭鹤年一次胆量释放的表现,更是郭鹤年有原则的体现。
答应了人家就要全力以赴做好,为人家好,而不是想着自己能不能钻空子。
通过这次事情,郭鹤年虽然丢了两个月生意,但郭鹤年收获了中国的信任,也悄悄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大陆。
1974年,郭氏兄弟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
1984年,嘉里集团斥资5亿美元在北京建起了当时最高的国贸中心,而这一举动在别人看来,郭鹤年傻得不行。
当时,中国还处于恢复状态,投资环境很不完善,将钱投入中国市场,等同于将石头扔进大海,用力大,回报小。
而其他商人纷纷将钱放到海外,在海外赚得盆满钵满。有的商人甚至笑话郭鹤年,做了看不到头的生意,等着亏吧。
可郭鹤年什么都没说,一心默默地在中国大陆搞事业,他也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慢慢“等风来”。
郭鹤年说,“大算盘我会打,但小算盘,我不打,也打不到那么精。”
打大算盘,不打小算盘,这一直是郭鹤年的生意之道。
就这样,在郭鹤年的带领下,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慢慢建立起来了。
郭鹤年也开始成为各大富豪榜单的常客,并常年稳居华人富豪前十位。
如果你要问,当时做生意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只有郭鹤年当起了马来西亚首富?
或许是郭鹤年的“人生船长”母亲郑格如的影响,
郭鹤年办公室桌上一直摆着一块铁板,铁板上有一段话,那曾经是母亲郑格如在世时刻下的。
“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
母亲郑格如对郭鹤年的生意之道影响极其深刻。
亦或是郭鹤年引入商道的父亲郭钦鉴对他的影响。
“由于父亲是一位商人,诸如‘商业道德’、‘诚实’、‘一言九鼎’是他经常提到的词汇,这些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还是,郭鹤年几十年在商场上宠辱不惊的气魄、他做人的底线才真正决定了郭鹤年的一生。
在《郭鹤年自传》里,郭鹤年说:“只要做到谦虚、正直、不欺诈、不乘人之危,这世界上就有做不完的生意。我即使掌握了很多市场资讯,也从不胡来。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如果算错了利润,我们会马上退回,从不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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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