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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西方的绘画工具材料不同，所以中国画用线造型，用色为墨，而西方画用块面造型，用色为色彩。其次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中国画注重表现与写意，采用散点透视法，而西方画注重再现与写实，采用焦点透视法。正因为上述特点，中西方绘画给人的感觉不同
首先，中西方绘画用的工具材料不同。中国绘画所用的工具和材料是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改进而定型的笔、墨、纸（绫、绢）、砚，俗称文房四宝。笔是指经过精心制作的尖头毛笔，毛是从毛皮好的小动物身上,经过精心挑选而来的，一般有狼毫、羊毫、兼毫等；纸是指中国特有萱纸（有生熟两种,其中红五星净皮为最好），质地柔软晕化效果好；墨是指高级的油烟墨，不是一般墨水或任何颜料可以代替的，它通过水可以分若干层次，有墨分五色之说，即枯、湿、浓、淡、焦；砚是指是用一种特有的石头制作而成的（其中以鸡血石最为名贵），专用来为磨墨的。西方绘画的工具和材料有笔、纸（布）、色、刀等。笔是用鬃毛制成的平头的，象刷子， 纸（布）都比较粗糙而且厚，有水彩纸、水粉纸、油画纸和油画布等,还有在经过处理过的麻袋布上作画；色是西方各种绘画的主要材料之一，它是通过色相和明度来分层,来表现事物形象的，一般有水粉、水彩、油画等色彩（指不同的画种使用不同的颜色，画油画就用油画颜色）；刀是画油画时专用来刮出特殊效果和处理脏颜色的工具。
中国绘画由于所用的笔是尖头，这就决定了是用线来造型。不过中国绘画中的线是很有要求的，讲究曲直、粗细、浓淡、疏密等形态变化和组织得统一，以及笔法刚柔、轻重、疾徐等所形成的运动感和节奏感，体现出线条造型的艺术美。如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等古代人物画，特别是梁楷的《李白行吟图》通过潦潦几根线条就把诗仙李白那豪放的性格和才思横益的风度跃然纸上；而西方绘画由于用的是平头笔，一笔下来是一片，这就决定了是用块面来造型，它是利用色彩的色相、明度以及光的明暗表现客观形象，注重立体空间的真实效果，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画面效果就是如此。
中国绘画的用色讲究的是以浓墨淡彩为特点，它所用的颜色是特制的中国画颜色（分水色和石色两大类），以水稀湿济，因而所产生的效果是薄而透明，如五代时期南唐著名画家顾宏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对歌妓舞女的描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就是后期的工笔重彩画也讲究滋润、自然的效果；西方绘画用的颜色（包括油画色、水粉色、水彩色等），讲究的是色块厚重，前期笔法细腻，后期笔触奔放，注重对客观对象的色彩的真实再现的描绘，以色彩的丰富变化为特点，强调光色效果，如乔尔乔涅的《暴风雨》等。
其次，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感性主义传统和一元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二元论的世界观是相对立的。中国人的一元论世界观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和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此相关，它造就了中国人的独特的感性思维方式。而西方的二元论将天人分开，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注重人和人的潜能，认为人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以西方人崇尚理性精神。
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西艺术内在本质的差异。中国绘画注重表现与写意，即强调感性；而西方绘画注重再现与写实，即强调理性。这就决定了中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法不同。中国画不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而是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的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即运用了散点透视法。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它们虽不能准确地再现现实景象，但却气韵生动，能带给人一种意境之美。西方画家则是理智地进行构图，采用科学的透视学和色彩学来表现近大远小焦点透视和色彩的空间变化，形象的立体感很强，逼真肖似，具有典型性。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和西班牙的著名画家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像》等。
所以中西方传统绘画让人感觉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给人的感觉不同。中国的山水画充分表现了自然之美，表现的是人格化的自然，能让人融入山水之中，怡情自然。如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对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中国花鸟画既形似又神似，不仅表现了花鸟之美，而且花鸟都被赋予了画家的思想感情，形象生动。《鸡雏待饲图》描绘的是两只卧立各一、茸茸可爱的雏鸡，通过它们张开的小嘴以及向同一方向张望企盼的情态，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它们对画外母鸡迫不及待地“叽叽”呼唤，这呼唤可能是它们表达见到母鸡的喜悦之情，也可能是诉说它们饥饿难耐之苦。画中两只雏鸡虽然向同一方向张望，但它们的动态却完全不同，一只是欲立前瞻，一只为侧身回顾，给人以静中寓动之感。这幅画没有任何配景，显得非常单纯，但却笔墨无多意更浓。中国的人物画虽不能明确表现出人的相貌，但人物的动作神情却非常真实。《洛神赋图》是以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为脚本加以描绘的，它描绘了诗人曹植在洛水上，遇见了已成为洛神的旧日恋人的情景。在这幅画中，画家巧妙地再现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实质，他把那位似来似去、飘忽不定，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的洛神描绘得非常娴雅而传情；而处于惊疑、恍惚中的曹植，在洛水之滨与洛神遥遥相对，留恋徘徊可望而不可及的样子，也十分传神，透出无限的惆怅和哀伤。而对于西方传统绘画，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解剖学、透视学的发展，西方传统绘画的再现性特点达到顶峰，如达芬奇的《岩间圣母》以圣母居图中央,她右手扶婴孩圣约翰,左手下坐婴孩耶酥,一天使在耶酥身后,构成三角形构图,并以手势彼此响应,背景则是一片幽深岩窟,花草点缀其间,洞窟通透露光。画中人物,背景的微妙刻画，烟雾状笔法的运用,科学地写实以及透视,缩形等技术法的采用,表明了他在处理逼真写实和艺术加工的辩证关系方面高超的水平。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中国绘画强调表现，但从不脱离客观现实，如齐白石所画的《虾》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西方传统绘画虽然偏重再现，但从各个时期代表画家，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艺术家也总力图将自己的情感、意识倾注其中。不管是中国画还是西方传统绘画，它们都能以此给人们美的熏陶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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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美术史的发展不是某个或几个所谓优秀民族的事，也不是能说是某几个民族优秀文化影响的现象。在通往美术文化的进程中，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贡献。中西绘画的审美特征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中国传统绘画重言志抒情,西方传统绘画则重模仿自然，中国绘画讲究意境美，西方传统绘画则重视人体美;中国传统绘画呈现出哲学化的审美倾向,西方传统绘画呈现出科学化的审美倾向。中国画的审美基点在于“意味”，西方绘画的基点从属于“再现”，中国绘画追求形象之外的意，线条与超然的色彩更能充分表达主观情感，成为东方美术造型的主要手法。欧洲人致力于物象自然属性的研究，造型艺术便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借助明暗规律光与色的关系，空间、体积、结构、运动的表现成为主要造型依据。中国审美的本质在于尚意、领悟，对真实的理解是物体对应人情思后“升华了的真实”，西方的审美本质是尚行的，他们认为造型艺术的认识必须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理性认识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审美必须有客观依据，有准确的概念，推斥了东方的“领悟性”，重视自然得人的美感及生活体验的功用。
关键词：表现对象 造神运动 造像运动 以线塑形 以块塑形
正文：
对世界美术的对比研究是很有意思也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情，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而又在不同的状态下向前发展，美术文化紧密联系着人类社会其他因素产生消亡，再产生再消亡，生生不息，构成美术文明的缤纷现象。这些现象逐渐产生、聚合，互动、互制，推动着美术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些不断和多彩的现象证明了美术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人类美术的历史又与其他文化史一样或说更明显地表现为多有曲折，甚至倒退。有不少美术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淹没。相当多的了不起的美术创举，在时间的长流中消失了，不少是后世难以企及的，高不可攀的高峰。各种特定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美术，时过境迁各自无法替代。但美术发展、美术产生是有共同规律的。近代的美术其实有着古老的源头，传统中的美术有着当代的意义，历史上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
人类在远古时代的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大的共同性倾向，使用的材料也有很多类型，这是因为原始人类的社会活动、生存方式以及求取生存的手段大体雷同的原因。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人类的显示活动基础上的。原始的绘画不管是在洞窟中的，还是岩壁上的，尽都是表现了与狩猎有关的内容，除了赖以生存的动物和人类对自己的描绘外别无其他。显着古朴、稚拙、粗犷的风格。进入阶级社会之始，世界上由于地域、政治体制、宗教等文化背景的不同，便出现了不同的艺术审美思辨，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众多的民族艺术发展中，主要有两条差异明显，对人类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线路：一、是产生在专制奴隶制社会中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型艺术。这种艺术创作极大地受宗教与权利的控制。为体现神秘的想入非非的某种精神而出现。掩盖了人对自身以及对生活的了解及感受，把造型语言纳入到神明的对应中，以标示神的至高无上，中国商周的青铜文化，古埃及的神庙及金字塔便是有力的见证，于是艺术形式的表现性得到了肯定，意趣追寻成了造型语言的目标，其后又由于封建社会文化发展中很大程度地适应了这种艺术观，这种艺术便得到了发展和更进一步的完善。二、是以古希腊为源，在欧洲得到发展的艺术审美观念，它产生于古希腊的民主奴隶制。艺术之初便为表现群体意识肯定人类自身的价值而出现，艺术创造属于从属于人文主义，以人的理想美为要求塑造神明或人类自己，于是造型艺术便努力地从客观对象中寻找美、揭示美，以社会生活的理想为出发点，艺术家为了达到如此目的，便认真研究物体体现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他们认为物质的普遍属性中存在着最高的审美理想，艺术家作为一种传播思想的符号就要结实客观事物中的最理想的成分。客观事物中人是最完美的，于是人体美得到了最高的肯定与赞扬。于是古希腊人发现了物体中的秩序、比例、对称、节奏等“数”的关系，“模仿说”成了主要发展的原则，这种原则经过欧洲文艺复兴的进一步肯定，并得到了发展。
在西方的绘画中，人物占据了核心的位置。所谓核心位置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数量的巨大，另一方面，是人物在构图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如众所周知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到现代主义诸大家（如毕加索、梵·高等人）的作品。这种以人物为核心的传统，就是西方艺术注重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的突出表现。而西方绘画中准确、谐调而科学的比例关系和透视关系，则是实证主义与科学精神的传统在绘画上的体现。反观中国的传统绘画，也是恪守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画作中，必须承认人物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宋朝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在一幅高度在2米左右的山水画中，若有可怜的人物，几乎让人找不到，与《蒙娜·丽莎》的人物占据了画面的五分之四，恰好相映成趣。道理说来很简单：崇尚自然秩序的道家传统的确认为人在自然界中就是那么一点点大，正像苏轼说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而明清小品画更是花鸟虫鱼，几乎没有人的位置；自然本位主义实在是中国绘画的一大传统。
中国绘画美学不以结构严禁的逻辑体系为基础，不专门研究自然的本质属性，认为事物可以认识，但并不需要用清楚的概念表示，为了追求永恒与升华。某种定义是不必要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足不求颜色似”，画面上用大面积的空白，大块的磨块，多视域的构图处理，成为东方人理解到有相互相成的艺术创造中的宇宙和谐实体。欧洲人认为世界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各级都具有不容的数量关系。雕塑绘画等艺术的美在于数的和谐与比例。一切造型艺术要依靠于对数据关系恰如其分地把握，于是对人体精妙的比例节奏的提炼与表现成了艺术家致力的方向。有异于的“度物象取其真”。中国是感知的真，西方是自然属性的真；中国是情感意味中的真，西方是客观条件的真。西方绘画美学认为艺术创作必须上升到理智，这样才能把握事物中的或然与必然规律，并把它表现在一个艺术形象中，使之成为客观的摹本，尽管中世纪基督教把艺术美的本来属性看作是上帝的光辉。中国绘画重神似，即把描绘物体当作艺术家本人思维情感的媒体来看待。通过艺术语言，借助艺术手段再造的境界纳入到一个艺术的意境范围。最后结果使表现的物象能充分表述艺术家的主观意识为目的。所以表现笔墨之中的物体、色彩等关系常常是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客观自然，而带有很多的主观成分。
由此可见中西在美术方面的差别，然而即使风格迥异，两者仍然在寻求一种高层次的相互融合，吴冠中先生曾说：“我曾将中、西方杰出的绘画作品比作哑巴夫妻，虽语言有阻，却深深相爱。”纵观历史， 21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成为必然。欧洲油画在中国扎根成长，东方艺术为西方美术发展提供了条件，互相吸收，互相作用。21世纪新的科技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文化与民族传统，人的生存方式都起着重大的作用。但美术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多元仍然是其基本存在形式，适应身会的不断创新仍然是其存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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