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11-20
梁红玉（1102—1135），原籍安徽池州，生于江苏淮安，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的名字，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后结识韩世忠，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平定方腊后的庆功宴上，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护国夫人。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于当年八月二十六日死于楚州抗金前线，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梁红玉，各类野史和话本中称呼其名为‘红玉’。最早出现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梁氏原籍池州，宋徽宗崇宁元年出生于淮安一军户家庭。宣和二年（1120年），因与方腊作战不利，梁红玉父亲兄长均获罪被杀，本人亦被贬为京口（今江苏镇江）营妓。
传说梁氏幼习武艺，加上身强体壮，与韩世忠相识之后，取得信任并获得帮助，于是自己赎身嫁给韩世忠为妾（韩的原配为白氏，无子。），彼此对待如同军中同袍战友。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苗傅发动叛乱扣留宋高宗，梁红玉诡称可劝韩世忠归降，骗过苗傅，出城搬取韩世忠前来平叛。因此功劳，被封为安国夫人。
1130年，助韩世忠邀击金兀术于黄天荡，亲自击鼓助阵，困其48天。后因韩世忠大意，致使兀术逃脱，梁红玉上表弹劾。"高宗深为抚慰，褒奖甚宠。又封梁氏为杨国夫人"（摘自《英烈夫人祠记》）。后随韩世忠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
说到梁氏的结局，后世的笔记小说和各种话本往往说梁红玉是在韩世忠辞去军权后共同归隐山林，白头谐老，最后在韩世忠死后两年才病死。这虽然反映了后世对女英雄结局的美好愿望，但与历史不符。根据历史学家邓广铭的研究，梁氏是在绍兴五年（1135年）年在楚州随夫出征抵御金军入侵时死去的。
绍兴五年，梁氏随夫出镇楚州。“绍兴五年，帝欲复楚州，以世忠为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梁氏随征，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摘自《英烈夫人祠记》）遇伏遭金军围攻，被“乱箭攒射，力尽落马而死”。（见《杨国夫人传》)首级被敌人割去。后来金人还把她的遗体送回。（据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于绍兴五年八月丁卯条，“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
另一说，梁氏因为食物被人下药，所以得痢疾过世。
1151年，韩世忠病逝。梁氏和韩世忠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第2个回答 2015-11-20
梁红玉（1102—1135），原籍安徽池州，生于江苏淮安，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的名字，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后结识韩世忠，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平定方腊后的庆功宴上，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建炎三年，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护国夫人。后多次随夫出征，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亲执桴鼓，和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后独领一军与韩世忠转战各地，多次击败金军，绍兴五年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于当年八月二十六日死于楚州抗金前线，1151年，韩世忠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第3个回答 2011-09-05
梁红玉(1102—1135)，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梁氏。红玉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的名字。首见于明朝张四维所写传奇《双烈记》:“奴家梁氏，小字红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东京人也。”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原籍安徽池州，生于江苏淮安。后结识韩世忠。梁红玉感其恩义，以身相许。韩赎其为妾。原配白氏死后成为韩的正妻
飞马传诏，平定叛乱
北宋灭亡后，金军大掠汴京而退，南宋建立后，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于是改汴京为开封，以宗泽为开封留守。宗泽多次上书朝廷，请求收复北方失地，宋高宗赵构置之不理，苟安江左，宗泽临死时大呼：“过河！”成为千古憾事，南宋不去收复北方失地，金军就不断南攻，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几次出逃。建炎三年，金军在粘没喝的带领下由彭城入泗州，直抵楚州。宋高宗又仓皇往浙江一带逃跑，外忧引起内患，御营统制苗傅与威州刺史刘正彦拥众作乱，袭杀了执掌枢密的王渊，分头捕杀了宦官，强迫高宗让出帝位，内禅皇太子，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以为妇人孺子执政，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次叛乱中，在秀州拥有重兵的韩世忠的儿子以及夫人梁红玉也被扣压在内。 韩世忠起兵后，和梁红玉两人相亲相爱，转战各地，后来梁红玉有了身孕，便留在京城，想不到竟被苗傅和刘正彦扣押。但韩世忠善于用兵，作战勇敢，威名素著，苗傅等人对他颇为忌惮，对梁红玉母子颇为客气。 事变发生之后，宋高宗的行动已是毫无自由，宰相朱胜非与隆裕太后密商，派梁红玉出城，驰往秀州，催促韩世忠火速进兵杭州勤王，并由太后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封韩世忠为御营平寇左将军。这里商量妥当，朱胜非就对苗傅说：“韩世忠听到事变后，不立即前来，说明他正在犹豫，举棋不定，如果你能派他的妻子前往迎接，劝韩世忠投奔你，那么你力量大增，别的人就用不着惧怕了。”苗傅听后大喜，认为是一条好计，立即派梁红玉出城，梁红玉回家抱了儿子，跨上马背，疾驰而去，一昼夜赶到秀州。韩世忠在了解了一切情况后，当即会同刘浚、刘俊，带兵平定了苗傅等人的叛乱。宋高宗喜出望外，亲自到宫门口迎接他们夫妇，立即授韩世忠武胜军节度使，不久又拜为江浙制置使。
桴鼓亲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宋内乱，正好给了金军可乘之机。1129年10月，金军在完颜宗弼（即俗称的金兀术）率领下长驱直入，攻入江浙。宋高宗对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先从杭州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从明州逃到海上。幸亏金军海军不行，才让高宗勉强保住了老命。这时金军已经孤军深入5个多月，江南各地到处爆发了汉人的反抗。宗弼见再待下去就要“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于是在大肆掳掠之后北返。 这时韩世忠正担任浙西战区司令（浙西制置使）。听说金军北撤，便率水军八千人急赴镇江截击。金军号称十万。虽然未必真的有那么多，但兵力肯定是大大超过韩世忠的。韩世忠所部的宋军在金军南下时已经败过一阵。另外，兵法有云“归师勿遏”。也就说不要阻截归乡的军队，否则思乡心切的军队往往会发挥出超常的战斗力。所以从表面上看，韩世忠无论从兵力，士气还是战斗力上都远远不如金军。 金军统帅宗弼大概也觉得韩世忠是在以卵击石，于是下战书给韩世忠约定日期开战，韩世忠接受。到了约定的日子，金军开始北渡长江。韩世忠率军在江面上拦截。双方在江面上激战。梁红玉冒着箭雨亲自擂鼓。连续打退了金军的十几次攻击。金军始终不能渡江。 也许有人要问梁红玉不就是在打仗时敲敲鼓吗，有什么了不起呢？ 打仗并不是光人多就行了。人再多，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也不过是打群架罢了。要协调大兵团的行动，通信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作战可以用步话机下达命令。古代就全靠旗帜和金鼓。所谓“闻鼓则进，鸣金收兵”不过是笼统的说法。不同的鼓点其实代表不同的命令。梁红玉亲自击鼓也就是表明她在指挥整个舰队。在古代战争中，鼓手和旗手是敌军的首要攻击对象。梁红玉站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站在最危险的位置上。当然大大鼓舞了士气。 从梁红玉指挥整个舰队来看，梁红玉肯定是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的。那么她的军事才能从哪里来的呢？有些书认为她的祖上是武将，所以梁红玉有家传武功。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分析过，不过是在她出名后为她脸上贴金而已。其实梁红玉既然长在军营，耳濡目渲，总是会学到一些东西的。她与韩世忠结婚后随其转战南北，必然也得到了韩世忠的指点。再加上一点天资，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金军遭到重挫，大出宗弼所料。于是他采取和平手段，派使者对韩世忠说只要韩世忠肯放他们一条生路，他愿意归还所有在江南掠夺的财物，另外还送给韩世忠名马作为谢礼。韩世忠一口回绝。双方在长江上且战且走。金军不熟悉地理，被宋军逼入黄天荡死港。 此时本是消灭金军的最好时机。但是韩世忠和梁红玉的兵力实在太少，又没有陆军配合，宗弼趁机凿通 梁红玉
湮塞已久的老鹳河故道30里，撤向建康（今南京）。史书上说这30里是一夜凿成，未免夸大。金军被困在黄天荡里几十天，这条河道当是用了这几十天的功夫才凿成。 宗弼在撤向建康的途中又遭到岳飞的阻击。不得已折回长江继续北渡。韩世忠水军多海舰，形体高大，稳性好，攻击力强。为了发挥这个优势，韩世忠令工匠制作了许多用铁链联结的大铁钩，并挑选健壮的水兵练习使用，用以对付金军的小战船。四月十二日清晨，金水军首先发起进攻，韩世忠水军分两路迎战，陷敌人于背腹受击的境地。南宋战船乘风扬帆，往来如飞，居高临下用大钩钩住敌船一舷，使劲――拽，敌船便随之倾覆。宋军再一次获胜。 连战皆胜让韩世忠非常骄傲，认为金军不习水战，遂大意起来。不料有人向宗弼建议利用海船无风难以开动这一点，选一个无风的天，向宋军攻击定能取胜。我们不知道历史上诸葛亮有没有真的设坛借过东风。宗弼倒是设过坛祈求无风。在这个仪式中，宗弼杀白马，割破自己的额头，又将掳掠来的妇女开膛剖腹，挖出心脏祭祀上天。 也不知道老天爷是不是特别垂青宗弼，还是给女人的心吓坏了。第二天真的没有风了。宗弼立即率领舰队向宋军发动总攻。金军以小舟纵火，用火箭射击宋军的船帆。宋军的海船无法开动都成了金军火箭的靶子。不一时全部都被烧毁。宋军大将孙世询、严允战死。韩世忠败回镇江。金军突围而去。 虽然在从战术上来说韩世忠此战败的很惨。但是从战略上来说，韩世忠以绝对弱势兵力而能阻击金兵达48日，而且金兵北去后不敢南顾，已经达到了击退金兵的战略目的。应该是不错了。但是金兵败北之后，梁红玉不但不居功请赏，反而因金兵突破江防，上疏弹劾丈夫韩世忠“失机纵敌”，请朝廷“加罪”。这一义举，使举国上下，人人感佩，传为美谈。朝廷为此再加封她为“杨国夫人”。 弹劾归弹劾，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当然不会处罚韩世忠。反而不断地升韩世忠的官。绍兴五年（1136年），韩世忠被任命为武宁安化军区司令（武宁安化军节度使），驻扎楚州（今江苏淮安）。梁红玉随韩世忠率领将士以淮水为界，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以抗击金兵。经过战乱的浩劫，楚州当时已遍地荆榛，军民食无粮，居无屋，梁红玉亲自用芦苇“织蒲为屋”。在寻找野菜充饥时，在文通塔下的勺湖岸畔，发现马吃蒲茎，便亲自尝食，并发动军民采蒲茎充饥。淮人食用“蒲儿菜”，相传即从梁红玉始。蒲儿菜因此称作“抗金菜”。由于韩世忠、梁红玉与士卒同劳役，共甘苦，士卒都乐于效命。经过苦心经营，楚州恢复了生机，又成为一方重镇。韩世忠驻守楚州十多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英勇战死
说到梁红玉的结局，后世的笔记小说和各种话本往往说梁红玉是在韩世忠辞去军权后共同归隐山林，白头谐老，最后在韩世忠死后两年才病死。这虽然反映了后世对女英雄结局的美好愿望，但与历史不符。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研究，梁红玉是在绍兴五年(1135)年在楚州随夫出征抵御金军入侵时死去的。 绍兴五年,梁红玉随夫出镇楚州，“披荆棘以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亲织薄以为屋。”与金军，伪齐镇淮军战与山阳等地。农历八月二十六(1135年10月6 日)遇伏遭到金军围攻，腹部重伤，肠子流出以汗巾裹好继续作战, 最后血透重甲,力尽落马而死。首级被敌人割去。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据 宋 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二于绍兴五年八月丁卯条“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 另一说是被奸细在食物中下毒，中毒后痢疾不止而死。 1151年，韩世忠病逝。梁红玉的遗体被迁到苏州。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
第4个回答 2011-09-07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儒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
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
“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
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
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
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
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 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 “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 “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 “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 “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
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
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
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
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
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
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
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
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
。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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