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对科学进攻的三部曲
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真理的活动，其根本目的当然不是冲着神学和上帝去的，但是科学的发现给基督教教义带来的常常是毁灭性的冲击。面对这种随科学揭示真理而 来的根本性打击，教会自然不会听之任之。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就上演了一幕幕神学进攻科学的活剧。
神学对科学的进攻一般来说分三个阶段。
1．在一般意义上引用圣经的经文和陈述来反对科学的新发现。基督教神学的傲慢使得教会和神学家们对刚出炉的重大科学发现往往不屑一顾。也许是因为这些发现 还处在萌芽期，也许是因为这些发现表面上看来对教义无害，使得它们看起来似乎不值得神学界关注。即便拨冗发表一下看法，神学家们认为使用圣经的字句，即使 仅仅用字面上的意思，就完全可以驳倒这些科学小玩闹了。可是教会往往低估了科学的能力和科学发现对教义的破坏力，所以第二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2．使用神学中的重大学说和观点来和科学争斗。在这个阶段，科学的新理论被越来越多的证据所支持，对神学的冲击甚至对教义根基的动摇已经迫在眉睫，在普通 民众里也渐渐获得同情和赞许，呈现不可当的势头。教会这才发现没有下重手把这科学的“异端”扼死在摇篮之中的失策，所以就出动权威的神学家们架起各种神学学说的喀秋莎火箭炮，向蒸蒸日上的科学新理论发动轮番猛攻。然而，科学真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原动力驱使下，顶着宗教和世俗的压力，如钻石般越琢越璀璨，真真切切地成熟起来了。这时候，什么重大著名的神学学说和权威，在科学理论散发的纯朴光辉前，只能无奈地昭示着自己的委琐，不得不挣扎着进入第三阶段。
3．试图把经文和科学证实的事实用极其牵强附会的方式调和在一起。至此，教会和神学家们心知肚明也黔驴技穷，轻慢、谩骂、压制、诅咒和争斗都不管用了。成熟的科学理论已经在指导进一步的科学探索并深入人心。继续用经文来诅咒无济于事，接着用神学的那一套来辩驳也软弱无力而且可笑。看来基督教会也深谙“和为贵”的我中华祖训，只好抛出橄榄枝，向科学求和。可是教会毕竟放不下尊贵的神的架子，求和也要整出个“招安”的味道来。所以神学家们放下鹅毛笔，使出拉面的绝顶神功，翻出发霉的经文来上下左右一阵子猛抻，得出结论说这科学的新发现不过是在圣经中早就预表了的，不信你看一、二、三，云云。教会和教皇则如获至宝，抓住救命稻草后就傲慢地宣布，感谢科学家在神启示下的做工，又一次彰显了神的荣耀。
至此，神学的妥协和失败，宣告了科学真理的胜利。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文章作者：刘立群
上帝论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也是西方的科学与宗教之争的焦点。按照基督教教义，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人们不能直接看见上帝，那么怎样认识上帝的存在及伟大呢？在基督教看来有两个途径，第一是通过上帝的启示即圣经去认识上帝，由此获得的真理叫“天启真理”；第二是通过认识上帝的创造物即认识自然（包括人）去认识上帝，由此获得的真理叫“自然真理”。这就是说，通过研究自然界也可以去认识上帝，这是认识上帝的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和科学研究似乎不矛盾，而且基督教还鼓励自然科学研究。不过这只是事物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二者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最著名的有两大争论，一是围绕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争论，二是围绕生物进化论的争论。
日心说最初的萌芽在古希腊就出现了，同时也出现了地心说。形态比较完整的地心说是古希腊著名学者托勒密（约90-168年）提出的，这个模型比较好解释了当时所观测到的许多天文现象，比较有说服力。此外，地心说一方面符合人们的直观体验（人们通常无法想象是地球在转动，因为一方面人们感知不到地球的转动，另外也无法解释如果地球在转，那为什么人不掉到天上去，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有地球引力作用），另一方面也符合当时人们狭窄生活范围的心态，习惯于从自我出发，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所以地心说得到广泛的承认和流行。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1224-1274）接受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把它纳入到他的神学学说当中。
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而创造的，而日月星辰又是上帝为了人而创造的，所以人居住的地方理应是宇宙的中心。基督教思想与托勒密地心说相结合，就形成“地球在宇宙中心，上有天堂、下有地狱”这样的构想或假想。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为基督教思想的佐证，反对它就等于反对基督教教义。不过在另一方面，依照托马斯·阿奎纳的学说，允许通过认识自然而去认识上帝，而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通过观察研究自然界，却发现不是日动、而是地球在动，他们认为自己所发现的宇宙图景才是上帝真正创造出来的，所以引起激烈的争论。哥白尼写作和出版《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说，其本意并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天文学研究向基督教神学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写有一篇献给教皇保罗三世的“序言”，说希望这本书“会对全体基督徒、对陛下所拥有的最高权力做出某些贡献”。他认为托勒密的地心说由于采用十分复杂的所谓“本轮、均轮”体系（有79个），像一个“怪物”，认定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说“造物主不造出累赘无用的东西”。他认为自己所创造出的体系（用今天的表达就是模型）“显示出宇宙具有令人赞叹的对称性”，从而显示出“神圣的造物主的庄严作品是何等的伟大”。即实际上他自认为是在基督教神学的范围内来研究天文学、提出新的学说。这无疑表现出他的历史局限性，也反映出西方当时浓厚的宗教有神论氛围。
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1548-1600）则比哥白尼走的要远得多，他认为太阳系在宇宙中不止一个，而是有无数个。这样就剥夺了太阳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与基督教的宇宙结构画面完全不同，激起天主教神甫们的恼怒，1600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以火刑。卷入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是伽利略（1564-1642），他起初赞同托勒密的地心说，后来通过自己制造的望远镜观察到许多新的天文现象，对这些观测结果进行分析之后，他认识到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的体系要优越得多，并开始宣传、论证哥白尼学说，被罗马宗教法庭在1633年判为重大“异端”嫌疑，处以终身监禁。后来天文学的一系列进展都证明地心说是错误的。罗马教廷于1882年被迫承认日心说正确；1979年开始重新审查伽利略案件，经过13年“复查”，认定伽利略学说不是异端，于1992年10月底正式平反。
从客观上说，哥白尼虽然并没有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也并不想真正打破基督教神学的垄断地位，但是他毕竟把自然科学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在解放思想方面的意义尤其重大，使人们开始逐步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简单地以过去的学说、教义、教条为依据，无论这些学说多么权威、有多少人支持。
第二是关于生物进化论方面的争论。圣经《旧约·创世纪》声称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这就是“神创论”，它是对“上帝论”的引申。17世纪爱尔兰一位大主教甚至“推算”出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17日开始创造世界，经过6天到10月22日 完成。“神创论”还与“目的论”相结合成为神学“目的论”，例如《圣经》说：上帝创造女人是为了让男人不至于孤独无偶，上帝创造蔬菜和水果是为了赐给人做食物，上帝创造水是为了养育鱼类，等等。
从16-18世纪，欧洲科学界逐步积累了许多现有生物以及生物化石的资料，法国博物学家布丰（1707-1788）通过大量观察和分析，发现物种是可变的，在1749年《动物自然史》一书中提出物种可变论，认为现代的动物起源于少数原始类型，并且把物种变化的原因与地球的变迁联系起来。但是由于受到基督教势力的压力，他后来在这本书再版时删去了与圣经内容明显矛盾的部分。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809年在《动物哲学》一书提出生物进化学说，反对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并且用“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来解释物种变化的原因。
生物进化论的集大成者达尔文（1809-1882）1828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准备将来做一名牧师。但是达尔文努力钻研博物学和自然史，1831年大学毕业后以博物学家身份到英国海军部的水文地理战舰“贝格尔号”上进行环球科学考察，参加科学考察之前他是正统的基督徒，坚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是在5年的环球科学考察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物种进化或变异的事实，使他在观念上发生很大变化，并影响到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他在《回忆录》中说：“我逐渐意识到，《旧约全书》中有明显的伪造世界历史的事实……我逐渐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神的启示了”。他在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核心观点是“自然选择”学说，即“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物竞天择”， 认为生物进化是依照自然选择机制进行的。生物进化论直接冲击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上帝创世论”，由此出发的一系列教义例如“原罪说”、“赎罪说”等就都失去了依据和意义，所以引起基督教势力的强烈诽谤和攻击，其中包括许多没有摆脱基督教思想束缚的自然科学家，例如，1864年有30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40位医学博士联名发表声明，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过，逐渐有更多的科学家加入到赞成进化论的行列中，并且用更多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证明进化论正确。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至今仍是阻碍美国社会进步的一股力量，一百多年来他们想方设法阻挠作为现代生物学基础的进化论的教学。在20世纪20年代，阿肯色、密西西比、田纳西等州都通过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1925年在田纳西州一位中学教师因为教进化论而受审，震惊了世界，直到1967年，田纳西州议会才撤销了反进化论法。1968年，阿肯色州小石城一位高中生物教师挑战该州的反进化论法，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判决这样的法律违宪。此后，神创论者发起所谓“科学神创论”运动，声称神创论是和进化论一样的“ 科学理论”，应该在生物学课堂上同时教学。在80年代初，他们成功地游说阿肯色和路易斯安纳州的议会通过法律，要求公立学校用“同等的时间”教进化论和神创论。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这样的法律违宪，认为神创论是宗教，而不是科学，不能像进化论那样做为一种科学理论来教。
此后，神创论者再次改变策略，为了不被视为宗教，他们避免使用“上帝”的字眼，不说生物是“神创”的，而改说生物是“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的，要求把“ 智能设计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来教。提出和论证“智能设计论”的主要是美国一个叫“发现研究所”的机构，《世界网络日报》在今年2月21日刊登该研究所514名科学家联合签署的声明，称“我们质疑达尔文宣称的生物随机变异能力和自然选择论来解释复杂的生命。谨慎的检验达尔文理论证据的行动应该被鼓励”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达尔文进化论有没有一定的缺陷，而在于任何形式的“神创论”都是完全错误、完全不科学的。可见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之复杂、艰难。科学研究有缺陷和不足是完全正常的，因为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不断完善和进步的过程，包括迄今各种自然科学理论学说，但是不应把有缺陷的学说给完全否定，而只能去进一步纠正和完善，更不能把诸如进化论有一定缺陷去反过来证明“神创论”的正确的。
在自然科学不断取得长足进步、对基督教教义产生很大威胁之后，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也逐步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可以说也是在“与时俱进”，以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例如1869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就强调信仰与理性的和谐，其理由是：上帝既是信仰的来源，也是理性的来源，因此上帝不会自己反对自己。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永恒之父》通谕，要求基督教要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进入20世纪后，天主教会进一步放弃与自然科学界对抗的路线，极力宣传宗教与自然科学一致。1936年成立罗马教皇科学院，聘请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为院士。1979年在罗马一家科学院举行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纪念会，教皇保罗二世发表讲话，说“承认科学在探索创世过程中由上帝的手指所写下的真理的作用方面的自治性”。
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主要是“宗教与科学没有矛盾”的观点，并且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做出论证，主要是认为宗教和科学分别属于人类不同的思想范畴。许多自然科学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例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森堡说：“科学是同客观的物质世界打交道，……宗教是同世界的价值观念打间道，它研究的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或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科学所关心的是发现什么是真理或谬误。宗教所关心的却是什么是善良或邪恶”。他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出于误解，认为这种“争论的结果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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