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12-01
陈酿的芬芳——奴隶社会青铜酒器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内容提要：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酒器是酒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酒具可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本文着重于中国青铜酒具的辉煌时期——奴隶社会，分析酒具的的产生发展及分类与现代设计的关系。
关键词：奴隶社会 青铜酒具 现代设计 人文设计
无论是社交礼仪中，还是日常生活当中，饮酒成了休闲娱乐会客宴友的重要手段。因而除了需要方便使用，在不同的场合，酒具的设计与使用就成了礼仪的很重要的一方面。这就与酒具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青铜器盛行的夏商周时期，青铜酒具成了这一时期流传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 奴隶社会青铜酒具的产生
中国古代冶铜术的发明和青铜器的使用，究竟始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然而，长期以来，从文献所记载的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水一带的原始文化遗址及后原始文化遗址来看，在考古界多认为是原始文化遗址或早商遗址，这样以来，使夏文化的存在几成一团雾水。近几年来，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夏文化的探索方面做出了公论性的结论：二里头文化属夏代文化。据此，夏代已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序幕。[1]
由此，开始了奴隶社会青铜文化的辉煌时期，也是一段被称为“残酷与文明并存的时期”。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活资料来源的广泛，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有一定剩余产品，氏族部落兼并，联盟、部落首领的统治区域逐步扩大，这是氏族社会行将崩溃，阶级社会即将产生时的社会面貌。这个即将产生的社会就是———奴隶社会。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有发展生产的一面，然而所促成的是尖锐的斗争。夏朝末代王——夏桀，暴虐荒淫，激起民众痛恨，导致商潮兴起，商朝的建立是奴隶社会的发展，但奴隶制统治都是残酷的，奴隶社会的文明也是在残酷统治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各地发现的大小奴隶主墓葬中，有成批奴隶陪葬，又称套礼器出土就是例证，成套礼器是成批奴隶的智慧结晶。然而，奴隶常同器物一样随主人入葬，奴隶在奴隶主的统治下如同牛马锄一样也只是生产工具。周朝，在商纣王醉生梦死、奢侈无度、不理国政民心大散的社会条件下建立，周朝的建立，对国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都有整套典章制度。君臣、父子、贵贱、尊卑等级明确。器物使用的种类数量的多少，因等级不同而各有区别。奴隶主愚昧、迷信、崇拜祖先，相信天上有至上之神——天帝，这对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2]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铜礼器随之出现。所谓礼器，是指我国进入最初的阶级社会以后，奴隶主贵族在进行祭祀、宴享或朝会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物。在奴隶主建立奴隶制国家过程中，随着奴隶主贵族统治地位的确立，青铜器也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一些本来是生活用具的青铜器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具有体现奴隶主统治权威和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成了奴隶制理智的象征，因此被称为礼器。礼器的这种功能在奴隶制鼎盛的商周时期发挥得最为充分。酒器作为奴隶社会礼器中的重要一部分，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它的辉煌。
二、酒器分类
夏商周三个时期的酒器有以下几种：角 、斝、爵、觚、觯、觥、尊、卣、壶、彝等。本部分将结合古文献对几种酒器造型及使用场合作以下简单介绍。
《礼记•礼器》云：“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故角为饮酒器，也有人认为角用于温酒。较早的实物发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乳钉纹角，在时间上属于夏朝晚期。凹弧形敞口，两端尖锐上翘，器身长而扁，外鼓假腹上有圆孔，三棱形足残，腹饰弦纹，乳钉纹，斜置的管形流上有三曲尺形饰，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青铜角均有发现，但数量不多。其形制口上无流，无柱，两翼若尾，中为杯，或有盖，或无盖。但角是卑者所用器具，卑者必众，大多为平民，不可能大量使用华贵的青铜酒具，而使用陶质、木制酒具较多，故出土和流传的青铜角较少。
《礼记•礼器》云：“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散即斝，为身份卑下者所用之器具。角、斝一声之转，其形制似角而圆口，口上有二柱。最初的斝为陶质，在龙山文化类型的庙底沟二期遗存中，发现有很多陶斝。较早的青铜斝，则发现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中。仅藏于河南省博物馆的乳钉纹斝，为商代早期器物，敞口、边沿加厚、钉帽状柱、束腰鼓腹圜底。腰饰乳钉纹和弦纹，腹饰五个鼓面纹，造型古朴。商代晚期周代早期的青铜斝在考古发掘中发现较多，这些青铜的形体短粗，多为蹄足、三足、也有个别达四足的。
《说文》云：“爵，礼器也，像爵之形……所以饮器像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爵即雀，故觉得形制向鸟雀的形状。整个器具的形状颇似雀之曳尾翘立。爵为饮酒器具，其通常形制为口颈浑一、口侈而狭长，前为流，即倾酒的流槽；后为尾，尾较细长，在流折处有二短柱，柱顶圆帽。中为杯，腹侧有鋬，下有三足。最初的爵是陶制的，铜爵是从陶爵发展而来的，目前较早的铜爵时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实物，在二里头遗址中同时还发现了陶爵并存的现象，在考古工作中，殷墟妇好墓中发现有四十具爵，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青铜爵群。比较著名的还有西周的白公爵，其铭文有：“白公父做金爵，用飨用酌者也。”确证爵为饮酒器。
《说文》云：“觯，乡饮酒角也。”《礼记•礼器》云：“尊者举觯。”故觯为尊贵者所用，考古发现的觯实物，其纹饰一般确实较为华美。其形制大多为椭扁体，也有圆体的，侈口、束颈、深腹、圈足，大多有盖。青铜觯与觚一样基本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西周中期后与青铜觚一起衰落。
《诗经•周南•卷耳》云：“我姑酌彼兕觥。”可证觥为饮酒之具。其形状大多仿兽类等动物造型，如虎牛羊等，其中以兕牛最具代表性，故称兕觥。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5号墓，今藏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司母戊新觥，器形为鸟兽合体，前两足兽形蹄，后两足如马蹄，器体饰龙纹、虎纹、兽面纹、雷纹组成的鸟羽，盖上有铭文。青铜觥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尊也为酒器，最初的尊为陶制，其形制多为大口或兼尖底，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口尊，尊上还刻划有一些符号，很受人们关注。商代以后流行青铜尊。从已发现的青铜尊来看，其形制多种多样，一般以其形制可大约分为三类：有肩大口尊，觚形尊和鸟兽尊。卣的体积比尊少小并有提梁，器形比较复杂。一般为小口，有盖，长颈。有椭圆体、扁体、筒形和方形等，还有依鸟兽形状制作的。盉用以调酒的器具，即用水之类来调和酒为浓淡的酒具。目前较早的铜盉是二里头文化依存的实物。一般而言，青铜盉出现于商代前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其形制各个时期有所变化。商代前期的青铜盉为袋足，流在顶上，商晚期，流则在腹上，圈足，有些还有提梁。西周的青铜盉变化更多，并有方盉出现。
《诗经•大雅•韩奕》云：“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孟子•梁惠王下》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都可证壶作酒器。壶的起源甚早，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及裴李岗文化，都有陶壶出土。商代出现了铜壶，并盛行起来。一般的是小口、大腹，还有的有提梁，有盖或无盖。彝，在青铜器铭文中常作为青铜礼器的统称，但与“尊”连称为“尊彝”。但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类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方口、方盖、方腹、方圆足，带有扉棱，盖有四面坡的屋顶。宋以后所谓人就给这类器物一个专称，叫做“彝”，后“方彝”。青铜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西周中期以后，方彝即不多见，似渐趋衰落。
被视作或兼作酒器的青铜器还有很多，如罍、勺、禁等，本文不一一赘述。
三.奴隶社会各个时期青铜器的器具造型特征及代表性作品
从夏代出土的青铜器来看，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和兵器。青铜礼器仅限于饮酒器爵。其造型与陶爵如出一辙，器壁较薄、扁体、束腰。平底细足，流和尾较长，为窄槽形，流与口交接处多无柱，鋬镂空弧度大且对应一足。这是目前所见夏代青铜爵的典型造型。[3]
商代青铜器的造型多来源于陶器，如鼎、鬲都是由陶鼎、陶鬲演化而来的，但又具有铜器本身的风格特点，如胎质较薄，从总体上来说，方形的、圆形的几何体造型是商代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造型。并且这些几何体造型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即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使器物的重心落在理想的位置上，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器物的各种附件安置，都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因而除了更好的满足实用的需要以外，成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平衡的手段。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造型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富有特征性的方形器比较普遍。[4]
商代青铜器中，极具造型艺术的是立体人兽造型的艺术品，种种青铜器的造型是将人或动物的立体雕塑与实用容器造型融合为一。如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月山铺，今藏于历史博物馆的四羊方尊，高58.3厘米，口边长52.4厘米，重34.5千克。为方口，大沿，颈部转折劲利，每面四隅及正中均饰蕉叶纹。蕉叶纹中心各有觚棱，八条觚棱均伸出器口之外，造成器口外张之感。尊体四周各铸出一只站立的羊，各将头伸出尊体，大角卷曲而角尖又转向前翘，身躯和腿蹄分别在腹尊的圈足之上，即与铜尊合为一体，又似四羊对尾向四方站立，呼之欲出，共同背负起方尊的长颈和外吃的尊口，从而将立体雕塑与容器造型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西周前期，即武王至穆王时期，青铜期既有商末遗风又带有自己风格。周初最主要的酒器是卣和尊。有的造型多为器腹下垂，为增加器物的稳固，往往在盖的两侧饰上翘的长角，因而给人以雄伟敦实之感。西周后期，青铜器物的性质又有了明显变化，总的趋势是礼器制作粗略，简陋，与前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5]
如同商代一样，西周的青铜器中，也存在大量的兽造型的青铜酒器作品。代表作品有198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今藏于宝鸡市博物馆的鱼形尊，其形似鲤鱼，通体是鳞纹，盖面饰一条小鱼，鳍形钮，四人形足。1982年江苏丹徒出土的鸟形尊，速出一只体态肥硕的水禽，以他宽厚的背驼负尊口，有以鸟带蹼的双足为尊足，由于躯体平素无纹，笼罩在商代青铜器的神秘色彩消失了，更觉逼真传神。周代青铜器显出了他的艺术魅力。
四、奴隶社会青铜酒器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成就一个优秀工艺品物的四个主要因素。[6] 结合天时地气，我们的先人发现了自然铜，因为他熔点高、质地软，易于铸造，所以青铜器逐渐兴盛起来。经过长期铸造实践，匠师们摸索出了铜锡合金的长处，对青铜器中含锡不同而改变其物理性能有了科学认识，还总结出了铸造不同器物所需铜锡含量各异，方能使器物发挥出各自最佳使用效能，这就是所谓的“六（齐）剂”。青铜器的铸造是很严格的，在长期的铸造经验中，工匠们不仅熟练掌握了合金比例，每一道工序，还能多样的变化器物的形态，铸出各种用途的器物，酒器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这些器物有的铸塑结合，有的透孔镂刻，有的又复杂的附饰，有的则光素洁净，有的还用鸟兽等自然形作器物的基本形，有的浑厚庞大，有的纤巧细利、新颖、别致、奇异，如四羊方尊、鸟兽纹觥等，都达到了较高了艺术水平。天时地气材美工巧都具备，怎会没有优秀的设计作品？
由奴隶社会青铜酒器的设计，让我们想到了今天的酒具设计，扩展到现代的设计，很多丢弃了本源，而盲目西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工艺文化常常具有一种综合功能和性质，而且往往比其他文化具有更久远的历史和根基，成为其他文化、艺术发生成长的土壤。张道一先生把工艺文化的这一现象称为“本原文化”现象。[7] 工艺美术的本原性，既表明了这种文化起源于人类的童年，又表明这种文化延续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是一棵参天大树，在生长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枝干和繁茂的花叶，构成一个文化的生命系统之树。就如对待西方设计上，吸收外来文化问题上，以外来民族文化作为营养，汲取融合，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也许有人会质疑，在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让我们从古代的青铜器中汲取经验与营养，如果仿照那时的设计材料或装饰或造型或做工，是勉为其难。而且在奴隶时代那些流传至今的精美器物有大多是为奴隶主阶级使用，作为祭祀或礼仪或宴饮，在今天耗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是不太可能了。但并不是说手工时代的设计就与现代的设计冲突，不管时代如何不同，为人服务的设计目的是恒一的。手工时代，设计以个性化、多样化、小批量的生产方式，体现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宗旨，适应了统治者和少数贵族阶层以此炫耀权势身份和地位的要求。工业时代的来临，机器的出现使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从少数人的奢侈品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必需品。为人服务的设计目的表现为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完成的设计。这种转化，不仅促进了对人更加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同时也促进了设计的商品化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粗制滥造，而是结合设计原则及古人的设计经验使设计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完善。
谈到为“人”的设计，这里讲的“人”即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因此，人要与物与环境，与社会互相协调，其核心为人。虽然在奴隶社会这一点还没有作为设计的原则总结归纳出来，但很多优秀的设计已经体现了这一特征。青铜器造型中经常有人兽形器，如前文提到的著名的四羊方尊，器型与动物结合的惟妙惟肖。还有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该尊为高傲的昂头蹲踞的鸮，以粗壮的脚爪和触地直立的尾羽，形成三个支撑点，成鼎足之势，显得极为稳重有力。在大鸮的身后，有铸出一只展翅的小鸮，它圆瞪双目，伸张双翼，力图向上飞翔，摆脱压在它上面的大鸮。这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两只鸮，形成鲜明对比，集浑厚、稳重、鲜明、生动为一体。没有手工艺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就不会有这样的创作热情与如此优秀的作品。现在大家挂在嘴边的就是“绿色设计”“人文设计”，但却不爱护自然，猎杀动物，这样“人文设计”就会只是一种空话。设计思想是受实践所影响与制约的，好的设计要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有“天时地气”才能结合“材美工巧”达到目的。工艺设计作为生产的主要环节，看起来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造物，为了生产，但从根本意义上看，设计与造物一样是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奴隶社会是为了满足奴隶主的需要而现代设计是为了满足大众审美与使用的需要。最终，也都为人设计而非为物的设计。设计必须考虑人与物、物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还是一种为人的关系。
黑格尔说：“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
酒器的制作本身就包含着“自然的人化”的要素，其造型纹饰则有着明显的美感意识和审美目的，这在总体上体现着先民对于自我和外物关系的一种新的认知，一种通过对象来将自己的心灵显现，从而在对象中观照自身的本质力量的活动。在艺术精神上体现出更充分的创造意识，它虽有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和某种精神需求，但它所体现的人的这种目的和需求是自发的、自由的、本能的甚至原始的，而不是强迫的压抑的和被规范的，所以它的艺术蕴含着更多的人性本质要求，是最接近人性本原的艺术。正如格罗塞所说：“原始形态的艺术有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怪异而无艺术性的，一旦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便会发现它的形成与支配最高艺术发展的规律是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