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地区的官员上京觐见,讲的是官话还是粤语

如题所述

粤语起源地新探

一、粤语是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

汉语是汉人的语言,粤语却不是粤人的语言。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然而事实如此。

众所周知,广东在秦代之前属于“百越之地”。“百越”乃汉语音译,又写作“百粤”,是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称。其构词方法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意为“越(粤)人”。从这一语词可看出,那时候广东人的交际用语是与中原汉语有很大差异的“百越语”。但“百越语”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难以考证。唯一的“化石”,是一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汉语因素,例如“六建”“六贺”“六谢”“六吟”中的“六”(山冲),“那务”“那霍”“那录”中的“那”(田),“罗镜”“罗龙”“罗沙”中的“罗”(山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的构词方法,也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同时,其中通名的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已经完全不晓得,也就是说,这些地名中的非汉语因素在当地今天的粤语中已经不使用,恰好证明今天的粤语跟古百越语没有继承关系。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他的著作《语言地理类型学》中,将全世界的语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牧畜民型语言,另一类是农耕民型语言。印欧语属于前一类,而汉藏语则属于后一类。牧畜必须在大片草地上,大规模的区域迁移经常发生,牧畜型语言也就随着这种迁移而带到其他地区;农耕民靠小块土地而生活,其语言发展方式则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

纵观汉语漫长的发展历程,虽然也不乏较大规模的区域迁移,但这种迁移幷非由于游牧而多半是由于战争,因此其发展方式仍是“以某一文明中心的语言缓慢地同化周围的语言”,这一文明中心就是黄河流域。据邢公畹等先生考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一场以中原为中心、在空间上向周围、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的“夏语化”运动;到西周时期,进而形成以夏语原产地——秦晋的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言”(见《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文明中心,跟“夏语化”运动有着极大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今的汉语各大方言之间尽管千差万别,却总可以发现它与黄河流域的某种渊源。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便是如此。虽然它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古汉语有着更密切的渊源,有些语音和词汇,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汉语中的入声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汉语中已不复存在,而在粤语中就完整地保存着。由此可见,粤语虽然以“粤”命名,却非由古“粤人”的语言演变而成,不是古粤地的“土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带来的。

二、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一带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移,发生于秦统一中国之际。公元前223年,秦国 60万大军攻灭楚国,便将大军驻扎于五岭,准备南征百越。到了公元前218年,西江中部的“西瓯国”起兵反秦,秦始皇派50万大军征讨。又派史禄在海阳山开凿灵渠,将湘江与漓江沟通,以保证军事上的运输。灵渠便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第一条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战争告一段落,秦“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徐广注:“五十万人守五岭。”(《集解》)这50万人,便是第一批汉族移民。

在秦始皇时期,岭南各郡地旷人稀。直至东汉时的统计资料,南海郡也只有9万人。因此,迁入50万人,足以改变岭南越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一下子迁入那么多移民绝无可能。但我们知道,大移民是秦灭六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秦始皇既然可以将12万户豪富迁徙到咸阳以及巴蜀,又将内地大批罪人迁徙到河套以及甘肃一带,那么,完全有可能将大批中原汉人迁至岭南。虽不一定有50万那么多,但也肯定为数不少。而秦始皇之所以搞大迁徙,其目的主要在于铲除六国的地方势力,因此这些移民不可能来自与岭南比邻的楚国,而多半来自中原或北方各国。由于他们是成批迁入,所以到达岭南之后,能固守原有的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因而成为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者。

这批移民主要落脚于何处?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番禺即今天广州一带,仍是百越的天下。因为直至秦末,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时,所任用的官员从丞相以下均是百越。就连赵佗本人,也得改变自己的服饰、生活习惯及其语言,将自己异化成百越,以便于统治。如果不是汉族移民的人数太少,百越的势力太强大,他就不会那么做。西江中部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因为西瓯人首先起来反抗秦始皇的统治,秦兵攻击的目标也就集中于这个地区,而经过秦兵的征讨,原来居住在那里的百越大都逃散,从而成为汉族移民落脚定居的最佳之地。同时,在那个时代,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由于五岭之隔,主要靠水路,除灵渠外,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在富川的岭口修筑一条新道,将潇水和贺江联结起来。这样,贺江与漓江就成为南北沟通的两条主要通道,而贺江、漓江与西江交汇之处,也就成为中原移民首先落脚之地。据《汉书》记载,到东汉时,地处西江中部的苍梧郡的人口有 14万,而南海郡只有9万。这个曾经历战乱的地区,不但没有变得一片荒芜,反而人口密集远远超过南海郡,如果没有大批汉族移民补充,是不可思议的。

大批汉族移民定居的结果,是使西江中部成为岭南最早的汉文化传播基地,也就成为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基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将监察岭南9郡的“交趾刺史部”设于西江中部的苍梧郡治广信;东汉在岭南设置交州,州治也在广信。广信也就成为当时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汉族移民在这个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作为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其语言也就成为优势语言。当地土著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来掌握,“雅言”也就在这一带逐步流行开来。

从东汉末年起,中原经历300多年的战乱,导致中原汉人更大规模南迁,岭南汉族移民人数激增。这些汉族移民南迁的途径,虽然各有不同,但灵渠作为主要通道的地位幷未改变。虽然东吴政权已于公元217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搬到番禺,但西江中部作为汉族移民主要聚居地的地位幷未失落。因此,经历两次移民浪潮之后,中原文化和语言,首先在这块地方传播幷与百越文化、语言融合,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五胡乱华”之后,中原受北方游牧民族统治长达270多年,其语言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雅言”几乎荡然无存;而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没有经历这场冲击,也就较多地保存着“雅言”的面貌,从而跟中原拉开了距离,成为汉语的一种方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由此可见,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古广信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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