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降,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 自西向东、自北向南, 不断有所转移。主要以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为例, 在略述古代经济重心东南移历史进程的基础上, 对其原因作一剖析, 以就教于方家。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
(一) 先秦和秦汉时期
黄河流域中下游,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夏、商、周三代都立国于此, 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由于生产工具比较原始, 人们乃选择河谷一带的肥沃土地从事粗放的农业经营, 一旦地力耗尽, 又沿河迁徙到新的区域。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 使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 及至战国, 随着可耕土地的扩大和耕作方法的进步, 在黄河中下
游地区, 逐渐形成了关东、关中两个经济中心。战国末期, 郑国渠建成, 引入泾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倾, 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 无凶年, 秦以富强”[1 ] (P1408) 。秦汉时期, 关中地区既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 地位十分优越和显赫。同期的南方, 经济一直远远落后于北方。虽然对于农业来说, 南方拥有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等优越条件, 但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和人口稀少的局限, 直至东汉末, 江南地区还是一个林莽地带, 土旷
人稀, 经济停滞在原始状态, 有广大肥沃的土地未得到开发利用, 农业经济很不发达, 商品经济更不待言。
(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东汉末期, 社会动乱, 军阀混战连年,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蒙受战乱之害, 出现了“名都空而不居, 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的残破局面。三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虽在曹魏政权的经营下有所恢复, 但曾几何时, 西晋的“八王之乱”又使黄河流域的经济重遭毁灭性破坏。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起, 再到十六国时期, 北方更长时间陷入战乱之中, 人民纷纷流徙江南, 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萧条,西汉故都长安竟曾“户不盈百, 墙宇颓毁,蒿棘成林”; 东汉故都洛阳一带则呈现一派“河洛丘墟, 函夏萧条, 井堙木刊, 阡陌夷灭”的悲凉景象。北朝时期, 黄河流域的经济逐渐回升,长安和洛阳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隋朝和唐前期, 关中和关东仍然是中国农业、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黄河流域的经济完全恢复了元气并达于鼎盛。然而, 唐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及其后形成的藩镇割据混战, 又一次给北方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摧毁性的破坏, 中原地区“人烟断绝, 千里萧条”。同期, 在北方经济断断续续遭到严重
破坏的时候, 南方的经济却逐步发展。三国时, 吴、蜀二政权均建于长江流域, 使南方的局部地区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开发。东晋南朝时期, 为天灾兵祸所驱,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占了南方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使南方农业向精耕阶段转变。隋的统一和大运河的开通, 加强了南北经济的沟通, 促进了对江南的开发。从东晋至隋唐, 南北经济并驾齐驱, 长江流域赶上了黄河流域的水平,经济重心渐趋南移之势。
(三) 五代两宋时期
五代时期, 黄河流域继续混战, 北方连续遭受天灾人祸, 经济萧条。相形之下,南方却有着较为安定的环境, 北方人继续相率南迁, 参与南方经济的开发。南方愈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 南北的均势被打破,“国家根本, 仰给东南”。五代之中, 除后唐都洛阳外, 其余四代均
建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 说明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经济重心东南移的事实, 不能不考虑立国的经济条件。北宋时期, 南方的经济稳步上升, 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 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 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在时间上的分野。此后, 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 南方经济明显领先, 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 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 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均产生于江南地区, 充分说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已占据压倒的优势。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 既有自然环境的条件, 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经济自身的因素, 又受政治变幻和民族关系的影响。
(一) 自然条件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形成, 总离不开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关东, 大致相当于现今之华北平原, 是最古老的经济开发区。那里冲积着黄土淤泥,土质肥沃、疏松, 适合于使用简陋工具的早期农业的发展。继其之后从周初起开发出来的关中经济区, 土地肥沃, 灌溉条件更好, 适于农业生产, 司马迁赞之曰: “关中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
三, 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从汉魏之际开始得到较大规模开发的江南地区,更拥有关东和关中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那里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土地肥沃, 河网交错, 利于各种作物的生长, 即使在远未得到开发的上古,也“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一旦生
产工具改进, 生产技术提高, 劳动人手增加, 其相对北方在自然条件方面的优势乃逐步显示, 南盛北衰的趋势便不可逆转。
(二)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南方虽然具有上述天然的农业优势,但在其未得到开发时, 大部分地区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山岚瘴气, 榛莽丛生, 毒蛇猛兽藏于其中, 不适于人类生息,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秦汉时期, 虽然铁制农具和牛耕在北方早已普及, 但南方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 普遍实行的是“火耕水耨”①。魏晋南北朝时期, 北方人口大量南流, 为南方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牛耕和铁制农具逐渐普及, 农具的种类较齐全, 性能也有了改进; 在仍然使用火耕肥田方法的同时, 担粪肥田也在逐步推广; 水利事业的建设, 使南方的灌溉条件锦上添花; 耕耙技术和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也从北方传入并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的明显提高, 使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 伴随劳动力的大量增加, 南方大面积的林莽地区不断得到开发, 其天然的农业优势也逐步显示出来, 经济发展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
(三) 战乱造成的人口迁移
秦汉以前, 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南方迟迟未得到开发,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土旷人稀, 劳动力严重不足。从东汉末开始, 北方动乱的频频发生, 屡屡为南方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提供了契机。“三国时, 江淮为战争之地, 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 人们纷纷南迁, 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量南向流动。西晋永嘉之乱, “京洛倾覆,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 这是中原人口南流第二次放出巨量。北宋末年, 金兵南侵, 宋王朝仓皇迁都, “中原士民, 扶携南渡, 不知其几千万人” , 形成中原人口第三次南迁的洪流。这几次大规模的人口南流, 一方面成倍成倍地增加了南方的劳动人手, 另一方面又不断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对南方经济的开发起了关键的促进作用, 使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充分发挥。
(四) 政治中心的转移
以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六大古都为主要考察对象, 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的转移, 从经线来看, 总体呈自西而东的趋势; 以纬线观之, 则时南时北。政治中心自西而东的转移, 与经济重心的东南移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典型者, 是继五代的梁、晋、汉、周之后, 北宋王朝也将首都设在虽地平四出、其地利战、无险可守但交通便利、大规模漕运可以直达的开封, 将隋唐时一度分离了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密切地结合起来。政治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主要有三次: 晋代由洛阳向建康(今南京) 的转移; 宋代由汴京(今开封)
向临安(今杭州) 的转移; 元末明初由大都(今北京) 向南京的转移。其中前两次转移,直接带动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流, 也直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长足发展, 客观上为经济重心的南移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 秦汉以前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起初在关东,后又扩至关中, 并以后者为中心) 。自汉魏之际起, 黄河流域的经济由于人为的因素,
几经摧残, 北方逐渐丧失了曾经长期占据的首要经济地位, 把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逐步
让给了虽然原来十分落后、但在新的生产力推动下借助数次历史契机开发出来的具有优
第1 期区永圻: 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越自然条件的江南经济区。这一经济重心南
移的历史进程, 是在南宋最后完成的。此后, 南盛北衰的布局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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