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中国人对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的最好概括。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寒碜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自称儿皇帝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宋朝重文轻武，世风奢靡，娇纵积弱，累败于北方游牧民族，似乎是历代最为羸弱的朝代。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宋一朝，经济空前发达，工商农税收入之高就连乾隆盛世也难望其颈背。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清明上河图”更描绘了当时世界上唯一过百万人口城市的繁荣富贵。柳永作《望海潮》，这首写杭州的词是很有名的，传说宋、金对峙时期，金朝的一个荒淫的皇帝听人唱它，便十分垂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南宋都城临安（又叫钱塘、杭州），于是起了渡江南侵之心。这个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它还是说明杭州很美，很繁华，很吸引人。
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这样的生活不知是多少小资美梦寐以求的生活。
有文章说两宋时代人均GDP2280美元,我无法考证，但我们可以从另一面看到宋朝百姓的富裕:
北宋大臣著名大臣欧阳修抱怨世风奢靡时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意为现在的农夫走卒穿的衣服和士大夫一样，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这个良好的记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百姓生活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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