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客观需要。在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的一条公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不可限制、不可剥夺的,法律只能承认它、保障它,而不能非法限制它、剥夺它。刑事诉讼活动特别是侦查工作往往涉及到公民的人身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用之不慎,极易造成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侦查监督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侦查机关对被追诉人基本人权的侵犯。
第二,实现司法公正的现实需求。正如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所说:“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达成一致,而诉讼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侦查活动在内,应当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从严格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活动需要由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介入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但鉴于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司法令状主义的条件,需要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作用,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实现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价值。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从伯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和谐论到格林的政治和谐论,始终贯穿着对和谐社会的种种构想及实现途径的种种设计。目前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基于各种社会纠纷的及时、顺利解决。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活动的监督,可以有效地保障国家法律在刑事诉讼侦查过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刑事矛盾,调和利益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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