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2-27
中国近代通史中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内容位于：
第四卷 第六章：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马勇著。总共十七篇。
第六章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1）内容如下：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从幕后走上前台，再次训政，大清王朝的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所谓“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这一时期所谓政治上的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启发了中国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中国的未来只能从自身的传统中去寻找，何况中国几千年来常常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呢？至于中国到了近代的落后，在那时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几乎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西方列强不管怎样具有物质上、军事上的优势，那实际上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西方列强在本质上与中国历史上的周边少数民族一样，都是有待中华文明进行教化的一群落后的“蛮夷”。他们梦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所谓文化规律，期待中国终究有一天会用自己的独家本事去教化这些蛮夷，并最终征服世界。
第一节 己亥建储与政治格局的变化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地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与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之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她觉得西方国家是故意与她捣乱，因为清政府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的罪行，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给予庇护，甚至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立什么保皇会，蛊惑人心，发行报刊，肆意攻击、诋毁清政府和她本人。这是专制体制下最高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这也是慈禧太后在戊戌后一变而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之后受到了相应的处分与处理，而现任的这些大臣或者原本就是不满意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政治改革的守旧人物，或者是因为慈禧太后的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赞美过西方文明，但甲午之后的一系列事实使他们不能不怀疑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们对西方列强一度产生过好感，但1897年底开始的胶州湾危机以及此后俄国人乘机索取旅大，英国人、法国人等也乘机要挟，在在反映了西方国家向中国灌输的所谓文明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富强与进步，而是为了进一步削弱、瓦解中国的一个大阴谋。至于1898年的维新运动，他们也感到其背后有着西方人的影子，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的政治变革，可能也是为了瓜分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两国签署协定，划分并互相承认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扬子江流域的事务，而英国承诺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而德国已经在山东实行实际上的统治。鉴于这种即将到来的瓜分危机，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自然感到空前的恐慌，郑观应在当时就明确表示，英、德、俄诸国在中国的瓜分必将引起其他列强对中国的觊觎，全面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必须设法予以解决，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参见《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899年5月1日），见陈旭麓等《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朝中大臣和那些士绅们的深刻认识，但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自五口通商以来，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地涌入中国，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确实，西方国家的经济势力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固有的旧式工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争后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一般民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战争之后大量兵勇的解散，也使流民的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甲午战争后的那几年，天灾连年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的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痛定思痛，一般民众虽然不会有多少深刻的认识，但他们直观地知道他们的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地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中国城乡遍设教堂，把中国传统的神祇、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祇、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基于这种最直观的感受与判断，一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要想恢复往昔的好日子，就非将那些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不可，尤其是非将那些洋教士以及追随那些洋教士为非作歹的汉奸教民杀掉不可。列强侵略日甚一日引起的社会恐慌，导致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逐步发酵，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的一年半中，山东省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1000余件。排外心理已占据整个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