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这是无须证明的,只要看一看作品中关于“文化”的议论就可以明白。问题在于:文化意识在《四世同堂》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笔者认为:文化问题是《四世同堂》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在:自觉的文化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性质,而且成为老舍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出发点。
先看小说人物。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①]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②],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之作。如果说对北平人在日伪统治下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北平市民生活形态的展示构成了《四世同堂》的一个层面,那么,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则构成了《世同堂》更深刻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在《四世同堂》中,沦陷后北平人的生活常常是作为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材料”而存在的。
参考资料:http://www.laoshexue.com/Research/show.asp?id=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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