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3-15
今天的新疆范围，在汉代时被称为“西域”。其含义是指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西汉时期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后，到清末为“新疆”一名所替代，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西域”名称的出现和使用与当时中原内地对于天山南北的认识以及汉朝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管辖有着直接关系。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则是自西汉以来天山南北各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政治上的统一是与汉朝抗击匈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汉朝统一西域之前，当时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一度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最初比较弱小，曾依附于东胡，后冒顿单(音缠ch6n)于(匈奴最高首领)继承父亲王位，势力逐渐强大，公元前 209年，冒顿单于创立匈奴奴隶主政权。周邻各族皆归其所属。不久，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迫使大月氏人西迁到今天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塞人则慑于大月氏人的军事压力，向西南迁徙到帕米尔高原地带。匈奴人占领河西诸地，大月氏人的西迁使西域诸地由此归属匈奴治下。后来为了加强对西域各族的统治，匈奴西边日逐王在焉耆设置了“僮仆都尉”专理该地事务。从匈奴设置的管理机构名称“僮仆”一词中不难看出，他们视西域当地各族为奴隶。所以，匈奴奴隶主贵族对天山南北各族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匈奴盘剥西域各地粮饷并经常劫掠汉朝边境地区，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双方之间不时发生战争，而最初的战争往往以汉朝失败告终。
这种局面直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才有了根本改观，因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朝国力强盛，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很大的增强。为了打败匈奴，汉武帝吸取其先祖的教训，认真地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次，他从投降的匈奴士兵嘴里了解到，在当时匈奴人的西部，还驻牧着一个名叫大月氏的部族，也对匈奴人统治十分不满。汉武帝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便萌发了一个远交近攻的大胆设想，即派遣一个使团前往大月氏人处联络，与之结成共同对付匈奴的政治联盟。由西边打击匈奴，尚可断其右臂，绝其后勤供应，使匈奴陷入困境。这样汉朝派兵出击，轻易便可成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以完成联络大月氏人一同对付匈奴的重任。张骞是汉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个政府官员，尽管张骞的出使因为种种客观情况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他那种为了国家利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后来则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献身边疆。尤其重要的是，张骞的西使客观上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各地民族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为此，司马迁称张骞西使为“凿空”，意思就是原来不通，经过努力，现在通畅了。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不久，公元前 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在此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一举措切断了匈奴同西北强族氐(音底 di)、羌诸部之间的联系，使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联系更为便利。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再度西行，同此前不久迁往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联系结盟事项。经过多方努力，双方建立了密切关系，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等公主远嫁乌孙“昆莫” (王)，汉朝同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大宛(今费尔干纳)。这些政治军事活动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翌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应该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屯田之举到汉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在天山南北诸地得到极大发展，并且作为一种戍边形式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统治层内部发生动乱，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 (音鄯shan)恐遭不幸，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销。至此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汉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设西域都护府，府治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在此之前，郑吉曾就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保护西域南麓通道诸地。现在就不同了，“西域都护”便是整个天山南北都要管理保护，这一名称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同匈奴人设立的“僮仆都尉”有很大区别。所以史书记载道：“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它形象地表现了西域都护府的政治性质以及张骞和郑吉等人在汉朝统一西域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郑吉之后，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的已知姓名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古代龟兹(音丘词qiuci，今库车)辖地还发现了西汉时期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它是先秦时期以后中原地区同西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自此天山南北各地进入中央王朝有序的管理之下，汉朝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以及专理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高级官员，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 1953年，新和县一处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汉朝授给羌人首领的官印。西域都护府组织和统领西域各地对匈奴侵袭的抗击，还在天山南北实行屯田，以减轻当地各民族的经济负担，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莎车、车师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又修筑城堡，建立烽燧(音遂 sul)，进一步拓展丝绸之路；西域都护府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西域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进一步加快。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而成为后代中央王朝统治者仿效的范例。
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内地政局不稳，王莽政权不谙(音安an)西域情况，采取错误的民族、边务政策，致使天山南北各地又陷入分裂割据状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匈奴骑兵乘机南下，重新控制了西域各地。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军将领窦固、耿忠等受命率部出征酒泉及以西各地，他们于天山北麓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设“宜禾都尉”，并且进行屯田以自养。在此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则受命带着一支小分队顺天山南道西行，以完成收复西域失地的重任。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一路下鄯善，抚于阗，克疏勒，南征北战，使塔里木盆地南缘各地重归汉朝所属，为东汉中央政府恢复对西域各地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从而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班超后来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在任期间，还派遣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使汉朝与中、西亚诸地之间的政治联系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加强。班超年逾古稀方回归故里。之后其子班勇继承其父遗志，又先后于公元125一127年间以西域长史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使东汉政府再度统辖了西域。班勇还根据他的实地调查和亲身经历撰写了《西域见闻录》，后来南朝人范哗(音叶ye)修《后汉书》时据此撰成《西域传》，这是一份了解汉代西域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