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入WTO的意义以及后过渡期应对措施
我国加入WTO的目的，是为了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快国家的改革开放，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当时的判断是加入WTO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四年过去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从总体上看，预期的目的实现了，并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加入WTO，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了对外开放步伐；获得了制定世贸规则和参与处理贸易争端的权利。我国在WTO的份量是很重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从不利方面看，当前主要碰到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二是政府对经济的各种管理遇到前所未有的难度和挑战。对此必须认真面对，并要研究面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办？主要有两条：
第一，关键是要保持好我国外经贸的发展势头，既要有速度的发展，更要有质量的提高，要实现由量的发展转变成质量的提高，这一条很重要。不保持发展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国际环境不是总给我们发展的机会，世界经济发生突变的事件很多，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国的经济能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就有助于防患于未然。
第二，一定要全面、准确地履行我们的承诺。承诺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权利。不要只看到承诺都是义务，而没有权利。实际上权利和义务是紧紧扣在一起的，每一项承诺都有它特定的含义，有它特定的条件。必须全面和准确地来理解承诺，承诺当中既有义务也有权利。我们承诺纺织品特保条款，并不是迎合欧美，主要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缓解他们对我挤占市场的担忧，因为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的竞争者，但是这种承诺是有条件的。
二、对外贸易发展问题
第一，对当前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发展，应有一个认识。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是过快的外贸出口；另外，还出现了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贸易摩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发展外贸，特别是出口，有两个选择：一是抑制它的增长，来弱化这个矛盾；二是优化它的增长，在优化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选择应是第二种。现在不是要不要保持外贸发展，而是如何优化外贸发展。不发展外贸，市场丢了再打进去是很难的，不发展是不行的，不转变也是不行的。如何进行优化，可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优化出口的大结构。目前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比重特别大，服务贸易的出口比重很小，在服务贸易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到时候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都应该优化。
第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关键是要在市场条件下，用经济政策来调解。建议适当增加劳动力成本，适当增加国内资源成本，适当增加环保成本。要制定各种经济措施来提高劳动成本，对劳动者必须上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劳动条件、生活条件都应符合最基本的要求。提高国内的资源税，我们国家的资源本来就少，应该考虑提高资源的成本，提高资源成本采用收取资源税的办法。提高环保意识，谁制造污染就让他不能挣钱，或者少挣钱。这几项政策下来以后，就会促使企业搞精加工的、深加工的、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这就优化了我们的商品结构。但只能是适当的增加，增加多了，丧失了企业基本竞争力是不行的，他们也难以承受。适当的、逐步的增长，既有利于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贸易摩擦问题
有贸易就有摩擦，这不奇怪。当前贸易摩擦还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至今，所有引起摩擦的商品总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有限，影响不了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媒体更不要炒。不要把贸易摩擦政治化，它影响不了国家关系，美欧是同盟，美日是同盟，他们的贸易摩擦比我们大，照样是同盟。经济就是经济，贸易就是贸易，关键是要用贸易的方式来解决贸易摩擦，贸易摩擦固然有，如我们选择好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好我们的战略，什么摩擦都好解决。如果自身发展不好，什么都不好解决，主要是靠自己的发展，靠自己的实力。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述祖，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关系，并提出了某些独特的见解
王述祖的主要观点是：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许多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其实是无法分开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必然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变化也必然作用于文化，使文化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经济全球化也就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经济的开放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文化的开放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全球化。没有文化全球化做基础，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完全实现。现在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决策，除了考虑一国的投资硬环境之外，对东道国的文化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集中地表现在跨国企业中的跨文化管理。如果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不能成功地处理好企业内部的“文化差异”，就必将导致“文化冲突”。20多年来，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取得成功的跨国公司，无一不是在这方面投入巨大的力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大多数国家接受了市场经济文化，这种全球性文化成分的形成使封闭的国家意识到，市场经济文化对于本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本身就是思想观念的一种解放。对市场经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又会进一步促进该国走向开放。文化全球化中世界性文化成分的本土化，使得该国具有与其它国家经济交流的文化基础，便利了本国经济向世界的融合，客观上促进了该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融合性越强，就越有助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之间为了相互交往的需要，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许多“国际惯例”。这些国际惯例，是不同国家之间对相互行为准则认同的结果，是对交往中不同国家的利益、主权和尊严的尊重。而这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又必须以共同的文化认识为前提，没有共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是不可以建立起共同的行为准则的。所以，文化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性文化成分，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国际惯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前提。而文化全球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加深了各国对他国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加快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
三、 全球化给民族文化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人类文化从来都是多元的，但是多元并不排除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吸收、借鉴乃至改造。文化全球化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迅速了解掌握世界最新经济管理知识、广泛交流学习的宽松快捷的各种方便条件，使我们经济改革的基础要素更为丰富。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新形势下我国出口政策转型问题阐述了颇有现实意义的见解
张燕生认为；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经贸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引入外部压力和市场经济因素，来促进改革和发展。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调整期，长期以来的外汇缺口、资本缺口和供给缺口，已转化为知识缺口、竞争缺口和需求缺口，需要完成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这个转型的重点应是，从鼓励出口和外商投资，向构建公平竞争平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转变，既要重视出口，也要重视进口；既要重视国外企业主动利用我国的优质要素和资源，引入外商投资；更要重视我国企业主动利用国际优质要素和资源，将外商投资的技术人才和管理，转化为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既要重视构造低成本生产中心，更要构造低成本创新中心、服务中心；既要重视外商发展加工贸易，更要重视国内企业发展加工贸易。这个新战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逐步建立一个有全球视野、大国责任和公平非歧视性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二是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即发展以内需为本、外需为辅、以我为主、差异竞争的内需型经济增长机制。
二、有关出口政策转型的具体建议和想法，主要有：
（一）我国应在确保出口和就业增长不下降的前提下，调整出口政策。（1）加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享有的政策措施的并轨。（2）实施“以产业鼓励性政策为主、区域优惠性政策为辅”的政策新体系。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以区域政策加外资为主导的。如规定一般地区税率为33%，沿海沿江沿边为24%，特区开发区及高新区为15%，外资15%。（3）重视进口和外资本地化的政策措施。
（二）积极培育民营企业的出口增长能力。（1）培育中小民营企业，切实帮助他们解决融资、技术、信息匮乏等诸多困难。（2）帮助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和攻关以及技术扩散和转让。（3）鼓励企业的社会责任，重视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
（三）创造有利于新出口部门成长的新制度环境。（1）构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重视外资经济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及配套。（2）从“摸石头过河”向立法、依法、执法和重视法制转变。尤其是进一步与国际规则和市场经济体制接轨。（3）从市场和政府交互增进，向建立较完善规范的市场机制方向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由主导转向公共服务。（4）重视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互动，鼓励国际合作和主动使用国际优质要素。
（四）研究制定新形势下的出口战略。（1）研究制定与成本上升相协调的结构升级战略和机制。（2）研究制定外部摩擦压力下的出口政策调整。
（五）加快向有全球视野、负责任的经济大国转变。
（六）培育出口企业的新能力。
需要形成和扩大我国在能源、资源、市场和货币的全球或地区的影响力；形成和扩大我国在运输、通讯和生产、服务网络的全球或地区的控制力；形成和扩大我国的全球化综合运作经验和能力。加快实现国际优质要素的本地化，和本地优质要素的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进程。
商务部规财司副司长李荣灿，就“十一·五”外经贸发展规模问题，做了分析
李荣灿提出，我们不能定一个很低的目标。当今，我国部分产业出现了过剩，需要寻找外部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要依赖国外的市场。另外，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适度保持外贸的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很多的就业。但在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后，也不能定一个过高的规模和目标。
第一，“十一·五”期间主要的任务不是规模，规模的扩大已经不再是“十一·五”的主要目标，主要目标是放在提高效益和质量上。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应该有过快或者过大的规模，因为当我们追求效益和质量的时候，一定会牺牲一部分规模和速度。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了一条出口导向性的发展经济道路。当前，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的是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压力。去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以后，今年2月16日人民币汇率的基准价已经到了8.0495。从宏观经济走向看，我国汇率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过去鼓励出口的汇率水平、汇率机制都在改变。
第三，2003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均高于GDP的增长。从2003—2005年分别高于27、25和13个百分点。这种增长超过一个合理界限时，就会导致原来平衡关系的破坏。
第四，近10年来利用外资的加快，成了对外贸易非常强劲的增长动力，以后这个步伐会不会继续加快，产业的转移会不会像以前那么快，这些都需要给予关注和考虑。
第五，从周期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已经趋于周期的波峰。今后国际经济发展趋向如何，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六，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在国际市场上我已成为众多贸易伙伴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会带来新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受到了自身资源和环境的制约。
鉴于上述因素，制定一个很高的目标是不合理的，把对外贸易的规模定在增长10%到15%这样一个区间是适合的。10%以下，整个经济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15%以上，可能会对整个经济带来一些新问题，选择10%到15%之间比较合理。另外，他还强调，在“十一·五”期间，外经贸战略要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从增长方式上，要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
第二，从竞争层面上，不能再用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进行竞争，要合理地反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
第三，从贸易的结构上，从过去追求扩大出口向贸易平衡转变，
第四，从发展战略上，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着重探讨了未来外经贸发展趋向
隆国强提出：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会保持。近两年来，虽然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国家开始重视环境和资源成本问题，但由于我们的技术创新以及生产和劳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会抵消这些不利因素。二、外贸出口仍会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投资驱动以后，形成了大量新的产业和产能，他们要到外边去找出路。这种国外、国内投资驱动模式，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另外，随着企业的深化改革和竞争力的提高，都会继续推动我国的出口有一个高速增长。三、外部的环境将会日趋严重，贸易磨擦将会增多。要看到贸易摩擦背后，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期待和担心。很多国家对我国既有期待，又有恐惧。中国“威协论”实际上是恐惧后面的各种担心。对此，要认真对待。四、面临的新问题将会增多。比如知识产权、标准化问题。当贸易结构要改善、升级时，就会发现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面临知识产权的问题越来越多，知识产权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制约日益严重。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重大调整时期。为使对外贸易能保持持续的发展，顺利地实施调整，需要共同认真研究好如下几个问题：
关于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关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关于外贸发展的主体；关于进口与出口的关系；关于贸易发展与投资的关系；关于汇率与贸易发展的关系；关于外贸发展的品牌战略；关于创新战略与外贸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董事长苗耕书结合其工作实践和经验，论述外经贸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苗耕书认为，外经贸企业要保持健康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战略主要是，明确战略使命、战略远景、核心价值和执行力度，从企业的产业结构上、组织架构上、管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和调整，延伸企业的价值链。企业的发展战略，必需与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企业发展战略，首先，要借助资深专家的协助，求助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帮助和谋划是极为重要的，他们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对此，我们要服气。其次，要注意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就是用外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应当承认，国外的管理理念是西方市场经济长期积累的经验，比我们的管理理念先进，但也不能完全听从，因为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第三、必须与企业现实情况相结合。例如，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有的专家提出，公司放弃贸易，主要从事保险、旅游和高科技三大主业。这不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五矿公司定位仍以贸易为主，实行多元化，技术创新，以客户为中心，提高增值服务。战略目标确定后，必须考虑是否有实现的条件，好的发展战略，如果没有实施好照样失败。没有实施能力的战略目标不要任意提出，目标的制定和实施的能力是同样重要的。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陈泽星，介绍了对我国各省市吸收外资业绩和潜力，测算方式和结果
陈泽星提出，一、业绩指数的概念，就是吸收FDI的成功程度。测算的公为：
某国FDI/全球FDI
吸收FDI业绩指数= ————————
某国GDP/全球GDP
测算出大于1的是比较成功的，小于1的为不够成熟的。在2002——2004年，大于1的有：上海、江苏、广东、天津、辽宁、北京、江西、福建、海南、山东、浙江；小于1的有：湖北、湖南、广西、陕西、河北、重庆、安徽、内蒙古、宁夏、吉林、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青海、云南、贵州、甘肃、新疆、西藏。
二、引资潜力，是根据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30个方面的引资条件中，选择可量化的7项指标进行测算。主要有：人均GDP，实际GDP的增长，出口占GDP的百分比，百人电话数量，人均能源使用量，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大学本科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根据测算，在2002——2004年，全国各省市引资潜力指数从大到小的依次名列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宁夏、山东、内蒙古、山西、辽宁、福建、河北、陕西、青海、新疆、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西、甘肃、重庆、四川、安徽、湖北、广西、海南、贵州、湖南、云南、西藏。
旅日学者、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马成三，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趋向做了论述。
马成三认为，尽管中日政治关系不够好，但经贸关系仍处在一个最好时期。在日本的贸易伙伴中，中国位居第三位，但在技术引进方面则位居第二位，2005年日本对华投资同比增加20%。当前，双边经贸关系虽然不是特别热，但温度还是相当高的。小泉对中国的态度不好，日本财经界人士对此不理解。他们的看法是，日本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中国，在10年经济衰退期间，日本百姓生活没有下降，物价没有上涨，仍维持了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主要是依靠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廉价商品，这对稳定老百姓的生活起到很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日本经济界和老百姓的需要。从中长期看，中国对日的出口可能会下降，因为日本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大约由现在的1.3亿减到1亿以下，到2100年可能会降到现在的1/2，市场需求将会相应缩小。需求减少对市场造成的冲击是现实问题，解决也有一定难度。但要维持日本市场的供需，还需要依靠中国，发展对华贸易。有些日本人曾想用印度市场取代中国市场，但现实性不大。按日本统计，印度仅占日本出口总额的0.3%。日本对华的出口是印度的33倍。因此发展双边经贸合作仍会有较好的前景。不少日本企业认为，如没有中国，日本经济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未来仍可能维持比较高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克鉴，对全球化新趋势，及其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做了分析
谷克鉴认为，要深入研究当今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转移方式的变化。当前在继续加快商品、资本和其他要素国际流通的同时，全球化已经开始和正在日益深入广泛分解企业价值链，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现在世界已处在多样化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绩效处在前列，而一部分发达国家则靠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比较优势新格局正在出露端倪。另外，产业转移的载体也在发生变化。国际产业出现了四次大转移。第一次是从欧洲国家向北美转移；第二次由北美向东亚国家转移；第三次由北美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四次亚洲“四小龙”向其他国家转移。应当说第四次转移是一个新的转移。前三次转移主要是借助商业资本的流通，第四次转移是借助企业价值链的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随着大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加后，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建立并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借助全球采购方式即价值链的全球化达到采购成本最优廉。这种价值链全球化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我们制定贸易和投资政策时应予考虑的。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出现后，我们的强项、弱项、困难和机遇都会发生变化，需要重新考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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