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的“九江保卫战”的急速失利，这跟蒋介石在抗日初期的任人思想分不开关系，为了争取中国各种武装势力，各个团体和地方势力的共同抗日，一些国民党元老重新担任职位，但是今日不同往日，以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习性，老一辈的人不能有效的调动新将领的积极性。这时负责防守九江地区的国军作战部队，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麾下的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所部，辅助作战是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和第四兵团司令李品仙。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粤系军队元老，资历是没得说的。可惜他一直追随汪精卫反蒋，早已不是蒋介石嫡系。抗日军兴，淞沪会战期间被起用为第八集团军司令，表现平平，即便后来升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后，也无甚大的作为，归根到底，是没有可靠的基本部队。
九江保卫战他所指挥的第二兵团各部，没有一支是粵系部队，计有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西北军、韩复榘部队接班人）、第30集团军杨森部（川军）、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中央军）和第32集团军关麟征部(中央军），哪支部队会认真服从张总司令的指挥？基本都是阳奉阴违，派系林立和协同不力，是国民党军队的顽疾。
九江，是长江上著名的要塞，更是湖北和江西的门户，一旦九江丢失，日军不仅可以直接威胁武汉，还可以迂回包抄南昌甚至长沙，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此，张发奎和薛岳联手，在九江附近集结了十万大军，主要作战部队是：第3集团军孙桐萱三个师、第25军王敬久二师一旅、第54军霍揆彰的二个师，以及隶属第一兵团指挥的李汉魂第29军团的七个师，这倒是粵军正统，可惜不归张发奎直接指挥。结果是，自1938年7月23日零时起日军开始进攻，至25日夜张发奎下令弃城，仅仅三天时间，九江即告失陷，失败原因浅析：
张发奎不能切实指挥兵团各部，第二兵团也是拼凑之军，后果就是上级缺乏战斗决心，下级缺乏战斗意志，不仅不能认真执行军令，在战事爆发后部队之间也无有效配合，总兵力的全面优势反而转化为局部劣势。战后张发奎曾报呈蒋介石：“与师长以上各将领唔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武器不足，战斗力弱，精神涣散”云云。
日军进攻九江的部队虽只有第11军下辖的波田支队、第106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一部，但“波田支队”至为凶悍，以“台湾警备队”为主编成的该支队兵力高达14000人，等于投入九江作战的超过二个师团30000余人，在1938年的两军素质对比下，国民党军队的十万人马丝毫不占优势，何况还是临时编组的乌合之众。
日军彻底掌握着“制水权”和制空权，所以称为制水权，是因为日军舰队开进了长江和鄱阳湖，20余艘日舰用猛烈的炮火完全压制了中国守军，再加上60多架敌机的轰炸扫射，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极为艰苦，战力稍弱的部队很容易在日寇的立体火力下崩溃。
中国军队对日军在鄱阳湖西岸的登陆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波田支队冒着大雨在姑塘抢滩成功，而守军预11师四个小时内没有上报司令部，造成日军两路夹击九江的态势形成，波田支队由南向北、第106师团自东向西，一旦两路日军完成合围，九江城区的守军就是灭顶之灾。
中国军队各部均配置在江边或湖边的一线阵地，没有防御纵深，对登陆之敌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击。武汉会战之前，为了坚壁清野国军方面同时进行了破路行动，岂料日军自水路而来几无影响，反而是中国军队的预备队前出因道路损毁而困难重重。
汉奸猖獗，波田支队能够顺利进入鄱阳湖，避开国军眼线，是因为有伪军一部带路。也正是他们7月26日上午指引日军进入九江市区，这伙汉奸的番号虽有待考证，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九江虽然三天失守，但十万国军损失并不大，张发奎及时命令弃城是明智的：既然整体态势已经不利，面临被两路日军包抄的危险，一味死守的结果就是人地两失。因此说，这位北伐名将、陆军二级上将绝非草包，战场洞察力还是有的。不久以后，他的战友薛岳（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两位营长）就指挥第一兵团，几乎全歼攻占九江后试图迂回南昌的第106师团，为九江保卫战牺牲的国军将士报了一箭之仇。
粤军出身的薛伯陵心不在粤，他早就站到陈诚这一队，可以说自由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可以非常轻松调动兵团各个部队，手里还攥着抗日铁军第74军等精锐部队，这第一点上不是张发奎能比的。所以才有“万家岭大捷”，导致日寇第106师团惨败后不久被取消番号。
九江失陷后三个月武汉沦陷，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