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不能假设”，好像也是个热门话题。
不过，墨家“成为中国主导思想”这种可能性，大概可能性为零。
或许，“儒学”主导了中国两千年，的确不是“最佳结果”，但，这又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各家，“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的可能性，其实同样微乎其微。
先秦有“诸子百家”，皆起于东周。西周的时候，学问还皆归于朝廷。
为什么东周能够“百家争鸣”？
因为，周王室彻底衰微，诸侯群起争霸。
此时的诸侯，到底有无文化，应该大体上没有。
可是，争霸要有“纲领”、“谋略”，以及需要大造舆论。
于是，诸侯间，兴起了“养士”之风。
“四公子”或叫“四君子”是为代表，又以齐国孟尝君为最。
当然，此时民间办学也成为风尚。孔仲尼老师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为典范。
时也，势也。“时代”，有了对“治国理论”的急切且强劲的“市场需求”。
姚明做过“拒绝吃鱼翅”的公益广告，他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是的，“市场拉动”作用不可小觑。
把姚明的话改一改，就是“没有诸侯需求，就没有诸子百家。”
立论成立。
“诸子百家”，既然因诸侯争霸“买方市场需求”而产生，那么，是否“适销对路”就一定由“市场”决定。
司马迁他爹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所谓“诸子百家”，只有“阴阳、儒、墨、名、法、道”这六家才是先秦的“显学”。之后，汉刘歆加上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班固《汉书.艺文志》里，称此为“九流十家”，他认为，“小说家”只会“逗人玩儿”并不实用，所以“不入流”。
回看历史，在那个云波诡谲、混乱动荡的几百年里，真正受欢迎的“家”，实际只有两类——一类是操作性强的“技术性方案”；一类是全面改弦更张的“治国方略”——第一类，主要是“兵家”和“纵横家”；第二类，只有“法家”。
前一类，孙子、孙膑，苏秦、苏代等等，尽管能强一时之兵或逞短暂威风，但终难成大业，不必细说。
后一类，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等，都给不同阶段不同诸侯带来了强盛局面。
秦国受益最大也最明显。秦孝公任用商鞅，大力变法，使秦国迅速从“后进生”很快跻身强国行列。虽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但之后几代秦王，都毫不犹豫地坚持走商鞅变法之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实际上亦为法家思路，所以才使嬴政能“奋六世之余烈”，“履至尊而制六合”，完成统一大业。
包括“儒”“墨”在内的其他“流派”，在春秋战国时的受欢迎程度和实际作用，都难望法家之项背。
“墨家”，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为何不被诸侯采用？
因为其“不实际”、“不适用”。
《汉书.艺文志》概括“墨家”主张云：“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贵俭”，例如以水代酒；“养三老五更”，是说善待他人父兄；“选士尚贤”，为还没产生贵族前的规则；“是以右鬼”，讲敬畏鬼神；“是以非命”，墨家坚信“天志”；“以孝视天下”，即“示范”天下。
这些“理论”，皆属于上古“明堂”之规。所以，《艺文志》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官”——来源是古时掌管“明堂”的官吏传下来的。
吕思勉先生评论说，“墨家”一定根源于殷、周之前，“其生活较之殷、周，自然要简朴些，所以墨子的宗旨，在于贵俭。因为贵俭，所以要节用，要节葬，要非乐”。他说，“时代较早，迷信较深，所以墨子有天志、明鬼之说。要讲天志、明鬼，即不得不非命”。墨子“主于兼爱。因为兼爱，所以要非攻”。
这样的主张，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与“势”，都已大大不相合。
此时，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物质条件改善了许多，连孔子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守贫贵俭已不可能。
关键是诸侯们要争霸，墨子的一套理论简直就是“绊脚石”“拦路虎”，“兼爱”“非攻”怎么打仗，怎么攻城略地，怎么实现“霸业”？
后来的文人，包括现代的学者，说墨子思想代表了平民利益，这大约是一种“良好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派，只可能由贵族垄断，只是代表的“集团”不同而已。墨子代表的，是上古更早贵族利益集团的观念罢了。
这样的理论，不可能被春秋战国的诸侯们采纳，也不会被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们看重。
不被看中，作为治国方略就绝无可能。
加之墨家的神秘性，有些类似“行会”“帮会”组织，漫漫地销声匿迹就很自然了。
“儒家”，春秋战国时期也不“吃香”。
孔子尽管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官不小，然而好景不长。四处游说，周游列国，不仅没人买账还“厄于陈蔡”。所以“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这是因为，孔子的理论，源于西周，所要干的，是“克己复礼”，恢复西周的“礼制”。
这对于诸侯们来说，自然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不必商量，就集体给孔子吃了闭门羹。
不过，“儒家”有若干“长处”。
第一，“儒”，在殷商时期，就是垄断文化和祭祀的贵族集团。孔子祖先，是商族后裔宋国的没落贵族，再往前追溯，极可能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因为这一层关系，孔子对商周政治、文化、礼仪等等，或有更久远的传承和更深入的掌握。
这一点，大约是“诸子百家”中的另外学派所不具备的优势。
第二，孔子是较早公开办学者之一，培养了大批学生，相继形成了齐鲁两大儒学“基地”，陆续出现了子思、孟子等著名后学。代有传人，“滚雪球”般壮大，“阴阳家”亦出于“儒家”
在“诸子百家”中，其他各派都没形成这样的优势。
第三，虽然孔子述而不作，但是，一是儒家系统传承了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同时，孔子的思想，亦由弟子比较系统的传承了下去。
“儒学”，对于西周对殷商治理经验的总结，最为全面；对统治阶层内部及如何处理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总结得最多。从理论的系统性和全面型来说，这是“诸子百家”中其他流派不可比拟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秦朝短命，汉代迅速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帝国。初期，尽管经历了吕后擅权的短暂时期，但文景之治使整个局面很快得到了恢复。武帝时期，是认真总结前朝治理经验和教训，确定基本治国方略的重要关节点。这个时候，董仲舒系统提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谏议，被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在内的汉儒，并非是纯粹的儒家，而是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为汉王室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强调“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把道德与天相连，使其神秘化和伦理化，由此形成了一个“天人感应”的“新儒学”宗教神学体系，并据此确定了“三纲五常”，将君臣关系及一切社会关系均纳入其中，像一张大网，社会上哪个人都不可能逃出这张网。
也正因为如此，董仲舒被尊为“群儒之首”，成为汉代和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理论家。宋代的各位大儒，依然没谁能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