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经济十分落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在现代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63.3％，雇用职工164万人，占全国工业职工的53.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批发总额中占76.1％，零售总额中占85％。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比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来，已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但它对恢复发展生产、活跃市场、维持就业有很大的作用。国家还可以利用其产品交换农产品，以加强工农联盟，转化其一部分利润为国家积累用于建设。可见，在一定的限度内，私人资本主义还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国家在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进行适当限制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服从人民政府管理、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在建国初期非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反倒是生产力发展的助力。作为这一生产关系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拥护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地主阶级作斗争中，它是工人阶级应尽力争取团结的一支力量。因此，工人阶级同它的矛盾决不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重点转变，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后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但是建国初期和实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相比较，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重点在于利用、限制。只是提出“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同时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当时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使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49~1952年间，虽然由于国营工商业发展迅速，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和私营商业营业额在全国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其绝对量有了较大上升。三年中其工业产值增长50％，商业零售额上升20％。当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也加以限制，这一期间虽发生过反对投机资本和“五反”两次大的斗争，但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孤立少数坚持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这仍是以斗争求团结、重在利用、限制的方针。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当然，这一时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对它的改造，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初级)和公私合营(高级)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但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初级形式为主，高级形式甚少。1952年公私合营企业产值只占全国工业产值5％。而且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有一部分是由没收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合营企业中的官股而形成的。在公私合营工业加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部分、加工订货部分和资本家自产自销部分三者之间的比为11：50：39。直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的1954年才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这就是说，1952年前，主要只是从流通领域控制资本主义，基本上还未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同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后来宪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是迥然不同的。
可见，以建国初三年到后来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从重在利用、限制，转为重在改造，从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到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从基本上未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到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其间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密切相关的。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尚处在次要矛盾的地位，党对这一矛盾的处理服从于土改，服从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因而采取调节的办法，重在利用、限制。其时这一矛盾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当时确曾有人提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党批评了这种主张。直到土改完成后，党才提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把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提到了议事日程。刘少奇1954年指出：“在我国封建剥削制度，除少数地区外，已经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过程中完全消灭了。如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就是说，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了。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重点的转变，可以看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过程。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尚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人民大众同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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