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朱先生啊，没提他叫什么名字，他博学多闻，清高儒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忧国忧民，洞察时世；既具有历史的目光，又具有哲人的思维。
朱先生：传统文化的悲剧形象――《白鹿原》人物论之一
恒学
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具有“灵魂”性的人物，也是别具文化色彩的悲剧人物，作品以各种手法从多方面刻画了这一独特的典型。
他是多年苦心孤诣凿研程朱的关中学派的布衣大儒。他本性纯朴，崇尚农家自然，“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皆出自贤妻双手，棉花自纺自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调。”（《白鹿原》第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在《白鹿原》中，他是“白鹿”精灵的化身，是儒家理想、精神的象征。在乡人的心目中，他是神；在白嘉轩眼中，他是“圣人”。他是东方文化的神秘面纱下耸立于白鹿原的精神伟人。他博学多闻，清高儒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忧国忧民，洞察时世；既具有历史的目光，又具有哲人的思维。他的精神核心是“仁义”（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就是“怀仁”、“怀义”），充分表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社会观念和“出世入世”的人生态度。
他的性格的突出特征是“奇”。奇者，非凡也。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刻画了朱先生性格的“奇”：奇文、奇言、奇行。
奇文，是指他的赋诗、题词、赠言等。华山赋诗既是他个人情怀、抱负的抒发，也是他自我精神的写照：“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后来，他把此诗末句题赠抗日将领茹师长，又赋予其诗新的更高的意义。他以诗解开了白嘉轩、鹿子霖两家的买地官司，“仁义白鹿村”由此诞生（见《白鹿原》第50页）。他以稚头拙脑的娃娃体毛笔字为张总督题写了“脚放大，发铰短，指甲常剪兜要浅”，表明了对民国革命的态度。他为彭县长题写条幅“好人难活”，实际是批判国民政府的腐败，表明了对时局的认识。他为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鹿兆海题写了“白鹿精魂”，并按上鲜血的“印章”，同时怆然吟诵“王师北定中原日，捷报勿忘告先生哦！”表达了强烈的忧国情怀。他带进坟墓中的砖刻更把他的具有历史穿透性的社会思维神化了。奇文凝聚着理性的精华，反映着他精神的物质。
朱先生的奇言时时在作品的情节中闪耀，构成了他性格的又一重要侧面，揭示出其内在精神实质。最重要的奇言是他“鏊子”说（有的批评为“鏊子”论）。“鏊子”是朱先生使用的一个既充满个性化又非常平民化的，鲜明独到的政治性比喻。这一比喻表达的是朱先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内战爆发后的白鹿原“乡村局势”形象化的判断。“那是在黑娃的农协倒台以后，田福贤回到原上开始报复行动不久，白嘉轩去看望姐夫企图听一听朱先生对乡村局势的判断”，朱先生撂出一句：“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啦！”后来黑娃土匪洗劫白鹿村，打折白嘉轩的腰杆，朱先生去看望白嘉轩，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噢！这下是三家子争着一个鏊子啦！”朱先生超然地说，“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白鹿原》，第275页）
很显然，这一判断体现的是朱先生的以儒家的“仁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基本思想立场。“鏊子”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比喻， 是非人道的流血暴力的意象化。这一意象同作品描述的白鹿传说所象征的儒家农耕文化理想是截然对立的两极。“鏊子”就是苦难，“鏊子”就是悲剧。“鏊子”说在很大程序上提示出历史的本质真实，表达出了民间意识（例如田福贤强行占用白鹿村的戏楼子对农协骨干血腥报复时，白嘉轩就把朱先生的比喻演绎成“白鹿村的戏楼子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啦！”）。“鏊子”说是朱先生作为关中大儒，超然党派之外，以批判的态度提出的，它构成了特定时代朱先生儒家道德伦理观念、政治历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朱先生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精神，在《白鹿原》中它也是朱先生生命活动的重要基因。
最能表现朱先生性格特征的，除了奇文、奇言外，就是其奇行了；它同其奇文、奇言不可分割地构成了朱先生完整统一的性格内涵。他的奇行又可为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宗教活动、民事活动、学术活动和日常行为等。所以这些，既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时代价值意义，也凸现着人物的个性特征。尤其朱先生的政治活动，更是作为其生命轨迹的重要线索，既深度地展示了其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实践，又刻画出了朱先生突兀的人格精神。
乱世中的朱先生的根本精神风格是“处世不惊”。他仿佛超然于政治之外，又常游刃有余地积极置身于政治之中，不论“出世”，还是“入世”，都飘逸着一种儒者的智慧、圣达、仁爱的灵光，塑造着“圣人”的奇特形象。只身徒步乾州义退清兵，解民倒悬；主持放粮赈济灾民，处处高风亮节；白发壮志，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历尽艰辛主持修纂县志，秉笔直书，凛然史家正气。这是朱先生可以载入史册的一生四大活动。其中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且无处不奇。至于像以两只把门狗、豆腐熬肉“接待”乌鸦兵镇嵩军刘军长，则把朱先生的睿智、正气、远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传奇性和戏剧性情节不能不令人不拍案。
朱先生一生为之屈身的事微乎其微，从这里既可见出其人格之高，也可见出其性格之奇。一是白嘉轩修祠堂后办学校，白嘉轩、鹿子霖二人去找先生，请他给荐一位好先生时，朱先生对二人“竟然打拱作揖跪倒在地”，因为办学堂是关乎历代子孙的大善事，“我替那些有机会念书的子弟向你们一拜。”二是送兆海出征，朱先生亲自研墨题字，并以中指鲜血按印。兆海灵柩回乡，他亲自迎灵车、守灵。三是编撰县志，筛选八位饱学之士、关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追求者，朱先生徒步登门拜望，恳请出庐；历尽艰辛修成县志后，石印馆老板仪义印刷，送上门来，“朱先生接住散发墨香气味的志书，折膝跪拜在地”，潸然泪下。因为他在世上的最末一件事由老板帮助办成了，此外还有陪同黑娃回乡进祠堂认亲祭祖等。其实，朱先生为之屈身礼拜的是儒教理想和儒教信念，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有成为理想和信念载体的时候才成为朱先生给予精神地位的对象。
《白鹿原》中最理想化的人物莫过于朱先生了，虽然其中不乏现实主义基础。作品给予这个人物以相当多的倾心与敬意，由此既给当代长篇小说塑造了“这一个”典型形象，一定程序上也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文化倾向。因此，与其说朱先生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典型，不如说是体现某种理念的儒家文化的象征。
这一人物，仿佛超越悲剧之上，实际却处于深刻的民族文化悲剧之中；这一人物越是被理想化，他的命运的悲剧性就显得越深重。朱先生的悲剧首先表现为传统的儒家文化理想同现代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朱先生体现出的传统儒家文化理想，就是封建宗法制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传统农耕文化理想。（朱先生为白家题写的的门匾“耕读传家”就是一个明例），就是农民的以土地为依托的“桃花源”式的理想。为了这一理想，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幻想着、奋斗着、抗争着、呐喊着，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旗帜上和纲领中把这一理想连成一片历史的光焰。这一理想是农业文明的“轴心”，农业社会性的历史车轮就是在围绕它的旋转中而滚滚向前的。在《白鹿原》中，这一理想化为一种优美的审美意象：白鹿的传说（见《白鹿原》第28~29页）。作品中，白鹿传说反映的农民传统理想同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理想是融合一致的；朱先生就是“白鹿”的精魂，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死后也化作了美丽的白鹿消融在白鹿原上。但是，这一理想在残酷的现代阶级斗争中却被击得血肉横飞。表现在朱先生身上就是：他一生忧国忧民、满怀抱负、为理想鞠躬尽瘁，但却历尽磨难；虽然有过乡民们永志不忘的壮举，但最终仍是历史嘲弄的对象；他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但现实却成了一张可怕的“鏊子”；他欲报国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现实却是全力剿共；他给予崇高敬意的“抗日英雄”鹿兆海，竟然是死于向红军进攻的内战的牺牲品；他一生收过许多学生，而真正能实践其文化精神的弟子竟然是一个当过土匪的黑娃；他耗尽心血编撰完县志，竟然连印费都找不到出处；尤其是他面对为之倾尽激情、熬尽热血的山川大地，目睹那满目疮痍的景象，满怀悲哀却“再不能有一丝作为了”（《白鹿原》，第629页）......。而且他还预见了个人身后的不幸命运——被挖坟掘墓，鞭尸批判，这更给他的悲剧增加了浓厚的历史色调。在这方面，朱先生的悲剧既反映着人的的理想与现实的永恒悖论，更具体化为带有现实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文化性的个性化悲剧。
总之，由上述剖析可以看出，朱先生的悲剧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但归根结底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是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悲剧。这种悲剧在中国当代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过，《白鹿原》不过通过朱先生这一形象给予了一种艺术审美化的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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