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
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
龙场悟道”后提出，并在贵州文明书院首次向世人开讲。“知行合一”说把我国思想界由来已久的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推到了最高潮。在学术史上，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具有
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各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深层意义来看，“知行合一”实质上乃一道德教育学说[1]，对后世的道德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现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价值。一、何谓“知”、“行”“知”在古文
中通“智”，意为有知识、有智慧。
先秦时期的学者们不仅将“知”解释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包括道德层面的内容，程朱理学将“知”分为和“德性之知”，前者的感知来源于外界事物，通过学习获得的客观知识，后者是不依靠感官用心获得的感知，主要指内在道德知识。王阳明承认“闻见之知”，但他思想体系中的“知”主要是指“良知”，即一种“德性之知”。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2]，良知是心的本质，且“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
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3]。同时，王阳明认为良知也就是
天理，一切事物及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所以，致知不是寻求“闻见之知”，而是完全彰显心中本来固有的良知;
格物不是考察客观的事物，而是改正自己不符合良知的所思所念;格物致知，就是把良知推及到各种事物，这样，各种事物就都合于天理了。所以，良知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也是一切的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2、行的内涵“行”本是道路的意思，后来引申为行走、走路，宋代程朱理学将此意扩展引申道德层面，主要指道德修养、道德实践，
朱熹把“行”理解为是对“知”的践行。但王阳明却把“行”倾向于
主观性方面去理解。首先，问、思、辨、慎、明、审等主观思想活动和意志活动都属于“行”。王阳明说：“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看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即明矣，思即慎矣，问则审矣，学即能矣，有从而不息其功焉，思斯之谓笃行”[4]。其次，爱、憎、好、恶等主观情感活动也都属于“行”。王阳明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又立个心与恶”[5]，也就是说，爱、憎、好、恶的主观情感活动就是“行”，只要心中有所爱憎，就是“行”了，不必身体有所活动。再次，所有的主观欲念都属于“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一念不善就是行恶，不管你有没有行恶的实际行为。二、知行为什么要“合一”早在王阳明之前就有诸多思想家探讨知行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知行不可分离的观点，但没有将“知”和“行”看成一体，本质上还是将二者看作两件事。如程朱理学的知行观。
程颐提出“以知为本”，“识在所行之先”，“须是知了方行得”[6]。他认为“知”是本，“知”决定“行”，“行”建立在知的基础上，只有知才能行，不存在知而不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7]。他认为“知”有深_浅，有至与不至，有“真知”和“常知”区别，若“知”不能转化为“行”，是“知”得太浅，没有达到“真知”的境界，反之，“真知”必能转化为“行”。朱熹认同
程颢“以知为本、知先后行”的观点，认为应以“致知为先”，“知”处于主导地位，“行”是“知之所发而形于
事者”，先有“知”后有“行”是不可更改的，否则会导致“非知”、“非行”，但朱熹超越程颢的观点，首次提出“行”的重要性。朱熹认为“知”不是用来摆设的，“明理”关键在于“力行”，“力行”即是实践，若不去实践只停留在“纸上谈兵”，这样的“知”是空虚的，不是“真知”，也无法获得“真行”。当然，他强调“行重”，不是不以知为指导、忽视知的“行”，而是行其所知之行。强调了知、行各自的重要性之后，朱熹提出二者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知、行常相须。他认为，一方面知行密不可分，就如车与轮子，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另一方面，“知之愈明，则知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8]，“知”能够促进“行”，“行”又能增长“知”，二者互相促进。朱熹强调知行相辅相成的观点超越了程颢的知先后行观，但本质上还是把知行看作两件事。王阳明指出这种把“知行分作两件”的知行观的弊病：“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却不去禁止。”[9]知行分作两件事，一是导致人们因为“知”的“不良”还没有去“行”，就不去禁止“知”的“不良”，有可能导致人们对“恶念”、“恶欲”的无视、轻视和包容，而这些“恶念”、“恶欲”不祛除，更有可能导致它们今后被“行”为事实，祸害社会。二是导致“满口仁义道德而心里男盗女娼”、“说得头头是道，但从不躬行实践”等圆滑、虚伪、奸宄之气蔓延，败坏社会。所以，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课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10]王阳明就是要人们“破心中之贼”，从根本上防止任何违背道德秩序的念头在人们思想中出现，从而使“良知”之王在心里复现出来。三、知行如何是“合一”的？为了克服“知行分作两件”的弊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将“知”和“行”看作同一过程，由二合一。首先，王阳明认为“知”和“行”的本体是同一的。王阳明曾和其学生
徐爱辩论知行本体问题，徐爱说，虽然人人都懂得要孝敬父母兄长，但是有人却明“知”而不“行”，由此便证明了知和行是两回事;王阳明则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地便罢”[11]。王阳明认为知行的本体是一体的，因私欲的蒙蔽所导致的知行分离不是知行的本体了。“知”即是“良知”，是天理，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孝，见孺子入井自然之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2]。此外，王亚明还认为人的感觉器官、思辨以及主观意念都是由“良知”来指导的，在“良知”指导下的一切行为正是“知行合一”。其次，王阳明提出“知”和“行”是工夫同一的（实现过程是同一的）。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只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3]，“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原来只是一个工夫”[14]。这说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王阳明举例两种人做对比，一种懵懵懂懂任意去做，这只是妄作，必须要“知”，才能行的端正，一种没目的不切实力行，这是空想，必须要“行”，才能知的真切。所以得出结论：做圣学只有一个功夫，知行必须为一体，不能分开。3.知行合一并进再次，王阳明提出，人们的生活行为都是“知行合一并进”的。在王阳明和学生的一次谈话中，学生对“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感到困惑，王阳明用喝汤、走路为例，人们有想吃东西的心，所以去认识食物;有想走的心，所以去认识路。想吃东西的心、想走的心都是意念，是行的开始。这就是说知行是不分先后，合一并进的。做学问方面也是如此，“知”的愈真，“行”的也就愈深;“行”得愈深，“知”的也就愈真。王阳明说：“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15]学孝要侍奉父母，学射要拉弓放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