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11月，新一拨儿毕业生的求职热潮即将汹涌而至，不知道即将走出校门的他们是否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先就业再择业
樊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毕业生就业办公室主任）：全社会都在关注大学生的择业就业的问题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在过去国家分配的时候，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从某种角度讲，择业是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只有社会的发展才能谈到人才的交流，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对大学生来讲，选择职业是他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正因为如此，如果希望在一年半年就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我们在搞就业指导的时候提倡一种先就业再择业的思路。应届大学毕业生缺少的是一种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人才的流动也是社会的趋势。因此首先要做到就业，先有立足之本再去考虑择业。
纪旸（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专员）：大学生择业最重要的还是心态问题，他们一定要明白，对自己一生的职业规划和设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很多的大学生可能是不满意现在的工作，频繁地选择跳槽，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人长期的成长来讲，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很多公司认为，如果你做不好现在的职位，那么你拿什么证明你能够做好更高的职位，也就是说，你现在认真做好目前的职位，就是为了能够更早地不做这个职位。所以踏实认真地做好目前的工作是重要的。当然并不排除天才的出现，但是这样的人太少，这样的机会也太少，因此大学生应该面对现实。摆正心态，真正明白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杨河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社会上关于成功人才的宣传给大学生造成一部分负面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摆不正自己的心态。要知道成功除了自身的能力还需要各种各样的机遇，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的，因此成功的、最稳妥的道路是一步一步地去做。
现在，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喜欢相互比较，和同学比，和前几届的学生比，来确定自己工作的级别。但是，有些学生也许是虚荣，本来月薪3000元的工作一说出来就成了月薪8000元，这样一来就在同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浮躁的误区，别的同学也不现实起来，造成现实和幻想的落差过大。
就业不难择业难
樊钉：目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就业难，实际上不是就业难，而是择业难。根据北京市1994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大学生的供需比是1∶1．1，因此不能说就业难。人们对就业的认识各不相同，香港的大学生认为搞花卉园艺是就业，应聘机关、公有单位是就业，应聘私人公司也是就业。内地可能就不这么认为，可能觉得只有自己稳稳当当坐在那个位置上才算就业。
于淑芬（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学校就业指导的重点是教给学生如何能够找到工作，当然也有关于使学生如何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如何更好地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的讲座，但是学生在找到工作之前根本听不进去这样的讲座。因为他们一直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中上学，没有亲身的感受。我认为，大学生应付社会的能力是学校教不来的。学生没有亲身的经历，再生动的道理，他也不会听得进去。他们要上完这一课，要对社会有所认识，就必须要靠自己在社会上去闯、去体会，单纯靠毕业前的就业指导培训课程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企业和社会应该更多地担负起指导毕业生就业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的责任。
安婷婷（King’s英语学校高级咨询顾问）：我就读于西南财经，今年3月通过《北京青年报》得知“king’s英语学校”招外教助理。3月份的实习令king’s学校比较满意，7月份以后就来学校上班了。开始工作的时候感觉上比较新鲜，有一种可以自己挣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兴奋。在我看来，工作和上学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开始负担责任。比如我做的外教助理，需要考虑很多学生课程的问题，如果出了一点纰漏，就会引起学生和家长的抱怨，也会给学校的声誉造成影响，而且也会对学生的成长造成影响，因此工作的压力很大。感觉自己已经和以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决裂了。
甘心从最低做起
杨河清：大学生对于自己的选择要懂得坚持，不应该仅仅工作了4个月就失望、埋怨。比如既然选择了国家机关，在目前环境很难改变的时候，就要学会适应，因为你的职业生涯很长，而国家机关也正是一种长期稳定的职业生涯。因为国家机关的职务链很高，从最低层做起需要很长时间，比如做到局长一般需要近30年，同学的不满和不适应，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没有办法。国家机关呈现给求职者的就是一个十分明示的职业路径。如果选择了这样的职业路径就要踏踏实实地干。
肖冰（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专员）：对于大学生来讲，开始阶段就业比择业更实际和重要，你只有先有一个职位，才能谈到今后的职业策划。现在的大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在吃苦上比不上外地生源，外地生源由于非常希望在大城市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因此他们会甘心从最低的职位做起，比如简单的记录员、秘书。而北京的学生就没有这样的意识和危机感，他们不甘心最低的职位。他们不知道社会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因此现在对于大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就业的心态问题，在离开校门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比如摩托罗拉的一个前台，她的英语水平完全可以达到大学的非专业6级水平，而且口语的能力会更强，但是大多数大学生都不会选择做这个职位，他们觉得公司的前台都应该是大专生或者是中专生，本科生做公司的前台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很好的公司的前台代表着公司的形象，拥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是大学生只看到了职位的低，并不知道实际上从低职位做起会有很大的机会。
于淑芬：中国有13亿人口，都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大学生不应该要求社会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大学生应该更有能力适应社会的竞争，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社会上遇到挫折是很正常的，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真正学习的开始，如果这也应付不了，怨天尤人，那么你还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做更高的工作。大学生应该更勇敢地接受挑战。另外，既然要求就业择业的自由，就应该承担这种自由带来的风险和责任。如果你不愿意承担责任，也就没有资格享受这种自由。
跳槽影响企业培训
樊钉：近几年的招聘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现在的用人单位大都招聘有工作经验的或者是某一行业的熟练工种，这实际上是一种重视短期效应的行为，都不愿意为人才的培训担负更多的培训费用。因为，可能大家都在想，我今天找了一个大学生，我一年花几万块钱培养他，可能很快他就跳槽了，那我的投入成本如何收回？还不如花工夫招聘熟练的人，那么这样势必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应聘大学生属于低层次，用人单位属于高层次，猎头则在这两个层次上下流动，因此，现在大学生自我价值的体现、能力的提升和培养更多地是要靠跳槽来实现而不是靠社会的培养来实现。
杨河清：跳槽现象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城市中的保姆市场，跳槽也是从保姆市场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跳槽从经济的角度讲，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力资源中有一个“能力匹配”的原则，如果在一个单位中，员工的能力达到最好效果的匹配，那么就可以取得最好的收益。但是这种最好匹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因此需要不断地纠错、调整，跳槽实际上也是能力的一种纠错。有的人感觉自己不适合目前的工作（当然也许并非不适合，因为这其中有能力变化，职位变动等动态因素），需要跳槽，这样一来对于原单位和新单位都是一种能力的纠错。如果这种纠错向着“能力匹配”的方向发展当然好，但是人在自己的职业发展和规划的预示上存在偏差，因此，这种纠错并不一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个人在择业的问题上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在挫折中积累经验和教训，为更好的发展积累经验。因此，大学生应该正视挫折，平静地面对挫折。
对于企业来讲，只会对于他认为最稳定的核心人员进行投资培训，如果频繁地跳槽，企业是不会下工夫培训的，因为不仅涉及到成本的回收，还涉及到企业核心机密的泄露。我国目前对于跳槽在法规上的设置还是一个空白，这样一来对于企业和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在“跳槽”问题上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那么也许企业就会敢于对员工进行投资和培训。
杨河清：从劳动经济学上讲，除了专业性企业之外的任何企业在招聘时提出“要求有工作经验”的条件实际上属于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不公平的现象，是和“男女有别”同样的劳动歧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现在就业形式的严峻。在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企业是强势群体，学生是弱势群体，因此企业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这个方面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保护各方面的权益。
外企“剥削”更直接
肖冰：实际情况会比大家想象的要有一些误差，国家机关的一些弊病在外企也同样存在，而且外企会“剥削”得更直接，换句话讲，外企的工作压力之大是很难想象的。比如下班，别人都走了，而交给你的资料明天早上10点要用，那么不管多晚你也只有打完才能走。经常遇到大学生在外企工作了几个月后，回来聊天，说着说着就哭了。再比如，让你买盒饭，给你的钱和要买的份数有出入，你贴钱也得把盒饭买回来，他们觉得你是新人，你就应该接受，不接受可以走人。外企并不重视单个员工的个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谁都可以，没有你，我还有其他的人。
另外，大学生都认为平时的打工是对自己职业能力的培养，但是其实大学生在对于打工的认识上有偏差，当然不能否认促销和家教的作用，但是这种打工经历不会对你求职有什么帮助，而在大公司里做几天打字员或是在公司召开的展览会上帮几天忙，就会接触到比促销和家教更广泛的范围和领域，对提高能力的作用要大得多，而且这也是可以在求职简历上引人注意的一笔，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商报记者刘昊／文）（据北京现代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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