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印度伟大作家泰戈尔的散文诗，可以说影响了中国一代文学先驱。我们知道，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他访问之后，他的作品大量地译成汉文。当时翻译的绝大多数是散文诗，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散文诗。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像
《园丁集》《新月集》
《飞鸟集》一类的作品，这其中有沈尹默、刘半农、冰心、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在他们中间，冰心可以说是受惠于泰戈尔最深的“私淑弟子”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如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般地打动并启发着中国的新一代的女诗人、女散文诗作家——冰心。她写了颇有影响的
《寄小读者》，便是最好的例证。
受泰戈尔泛神论的影响，冰心的创作走向温柔的爱的吟颂。徐志摩的艺术风格与冰心较为接近，同样地追求清新明快和温柔亲切，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愁。但仔细品味，徐志摩过于空灵，他缺乏冰心那种求索人生的不懈和爱国主义的绵绵深情。
泰戈尔对中国散文诗的影响是广泛的。而惟独冰心最得泰戈尔思想和艺术的精髓，成了“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徐志摩《泰戈尔来华》)。
冰心的诗歌受之于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也是研究者们的老生常谈。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1的女作家，徐志摩认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2而冰心自己则说：“我写
《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3。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单向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我们既可以在两位诗人的作品的语言结构里享受到阅读的诗美的愉悦，更能够在他们诗歌中感受到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在努力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寻找一块灵魂息憩的宗教绿洲。
宗教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寄托，诗歌则是诗人情感意识最有效的表现手段。当诗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理想时，宗教的精神内核必然渗透进诗人的情感流程，并通过诗歌的意象内涵诉诸读者。印度是一个宗教呈多元化特征的国度，而且，历史上的印度，宗教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成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都很有研究，在当时的社会上被称为“大仙”。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梵我合一”的观念，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理想。特别是青年时代的泰戈尔，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因而他诗歌中的“上帝”是东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死了的时候，宗教便将合二为一”(《飞鸟集》第84节)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不要去乱礼拜，“向谁礼拜呢?睁开眼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吉檀迦利》第11节)很显然，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冰心出生于中国20世纪初一个温馨的家庭，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与世无争，这对早年冰心的宗教情结有一定的影响，及至进了贝满女中，“因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4。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献歌”是泰戈尔常用的诗体形式 ，他的《吉檀迦利》的标题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献歌”的含义。以颂神的形式来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质。他的《园丁集》就是宗教式的爱的哲理升华，诗人力图创造一个完美的爱的宗教世界，人类在神的指挥和训导下，完成了从幻想到现实的实践过程。不仅爱情是美满的、无涯的人生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连死亡也是美丽的，至于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更是美丽无比。爱的理念在泰戈尔诗中是最卓然超拔的，也是他诗中宗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飞鸟集》显示了宗教人格化的特点，是诗人心灵历程的纪录，展示了诗人内心世界的宗教精神的复杂性。在这一本诗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诗人将主观思维的主体情感投向无形而万能的“神”，这样，他诗歌中的虚幻意象自然而然地渗透了神秘的宗教情结。“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节)。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其殉道的原因就是相信上天对人类的关爱是无私的、是公平的，因而作为神的使者的人，理应按照神的旨意而无条件地献出生命。《新月集》的主题是：“新月”象征初生儿
追问有什么写作方面的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