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侦查程序是一种行政调查程序，可以对其在整个刑事程序中的定位进行合理调整，改善侦查模式。 整个刑事程序是一个由行政权和司法权相继支撑的完整过程，其中侦查程序是集中体现了行政权的阶段，审判程序是集中体现了司法权的阶段。但是，在侦查程序中，并不完全排斥司法权的作用。相反，在认识到侦查权的行政性质的前提下，才可能更加名正言顺地运用司法权力进行制约。
在侦查程序中，行政性的侦查权虽然是占主要地位的国家权力，但由于司法最终权的设置，侦查权的运行应该主动适应司法的要求。同时，司法权也应介入到侦查程序中，对侦查权进行约束。
改善侦查模式的时候，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突出存在的问题：一是侦查手段的不节制；二是法外手段的存在和缺乏制裁。这些问题产生了设立司法审查机制的要求。对于前一种情形，应当用事前审查（在我国现行制度中，包含于侦查监督之中）加以约束；对于后一种情形，则需用事后审查（在中国可考虑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处置。
事前的司法审查，是要在侦查机关实施限制公民重要基本权利的措施之前，引入司法的形式作出决定，不应由侦查机关依行政权单独决定。当然，一切侦查行为都会限制或干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不过存在着方式上的隐或显、力度上的强与弱之分而已。警察在适当的范围内以行政的快速和高效行事是符合社会利益的，而这种行政权力过多、过重地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不符合社会利益的。平衡的方法是划分强行性侦查与任意性侦查。强行性侦查的范围至少应包括逮捕、羁押、搜查这些严厉的侦查措施。他们的采用必须申请裁判权主体进行司法审查，由其作出决定。审查的主体一般应为法官。警察自己只能决定任意性侦查措施的采用。
事后的司法审查则对一切非法的侦查行为设立救济渠道。进行事后审查的依据是承认侦查行为的行政性，不享有诉讼豁免权。对于侦查中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利益造成的一切损害，公民均可以寻求司法救济。这是由司法最终权所必然决定的。没有这种审查机制，侦查中的法外手段就会不断滋生、创造出来。事前的司法审查只能对法定的强行性侦查措施的采用方式进行监督，但无法禁止法外的侦查手段的蔓延，也无法对任意性侦查措施进行规范。因此，不赋予侦查行为以可诉性，就会失掉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普遍约束，使整个社会面对失控的警察权力而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