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他身上缺什么东西？
不懂审时度势
苏轼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特别在辞赋上造诣极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可谓文学宗师的地位。同为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对苏轼评价极高，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而导致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性格缺点，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把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奉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对理想的执著与现实的残酷往往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苏轼却想把文人的理想带入仕途，最终也造成了仕途上不可避免的悲剧。
一 才华过早锋芒毕露，却不知人心险恶
苏轼的才华锋芒毕露，从苏轼杜撰先贤的对话略见一斑。
史书记载，苏轼20岁进京赶考，试卷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试卷上引用了“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么一段尧帝和皋陶的对话，阐述了为君者宽仁笃厚的一面。
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尧臣在看到这段话时，觉得甚妙，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此段话的出处。等到发榜之日，苏轼榜上有名。由于中第着均要拜谒主考官，苏轼来的时候，欧阳修和梅尧臣急不可耐的问苏轼那句话的出处。
苏轼说：“是我杜撰的。尧帝有圣德，能说出这样的话是意料之中的事。”
不可否认，能把80万字的《汉书》倒背如流的苏轼自是才华横溢，但官场人心险恶，妒才忌能的小人并不少见。这在苏轼后来的一贬再贬的遭遇中，朝中的小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 为人率直，不加掩饰
王安石推行变法，急功近利。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推进太快，心系黎民之苦，遂作《山村五绝》来讥讽朝政。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之三
通过这首诗，将王安石新政的青苗法等毁农政策的粗暴衬的表露无遗。
但正是这些讽刺朝政的诗作，差点把苏轼送上断头台。当权者将苏轼众多诗作上书皇帝，给苏轼安下“包藏祸心，诽谤谩骂”的罪名。最终让苏轼入狱四个多月，出狱后流放黄州。
三 不懂得揣摩帝心，不懂得审时度势，只愿问心无愧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两年后，写下了他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苏轼在书中谈论了王安石新法的弊病，基本上否定了新法的政绩。
王安石变法是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的，与其说是王安石的变法还不如说是宋神宗的变法，否定新政就是否定宋神宗，
后来苏轼感觉到了朝中的排挤，便自觉请求外放为官。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到任后按惯例向皇帝上书谢恩表。结果苏轼的《湖州谢上表》给他招来了大祸。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从后世的史料可以看出，苏轼自然明白政治场上的文字游戏的可怕，只是性格使然，无法自制而已。
虽然被贬黄州后苏轼的思想逐渐向道家、佛家融合，但在此之前还是儒家占主导，儒家才是苏轼精神的根基。
儒家理想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苏轼本性率真，将儒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其实苏轼的缺点都是他的优点，只是时势弄人，由不得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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