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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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
面对局势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在武汉召开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距离四一二政变过去仅仅半月余，全党上下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但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此只是作了这样的表述：“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
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并且认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
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显然，会议认为农运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其实，在没能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党唯一比较有力的凭借便是工农运动，以及由此动员起来的广大群众。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 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说：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
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 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的认识明显高明多了。他认识到所谓“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
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了7月份，局势更加严峻。7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的念头，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早在6 月份，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7 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谈及形势，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枪杆子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已是十分重要且关乎全局的成败了。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宣布“分共”。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毛泽东的话，是针对瞿秋白等人讲的。当时在中央领导机关内部， 形成了只注重城市斗争而忽略发动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的观点，并未得到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赞同。后来毛泽东回忆：
“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动武装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开始。1927 年7 月31 日晚上， 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凌晨2 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
到天亮时全部结束战斗，歼灭了敌人1 万多人。南昌起义的意义无需赘言， 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填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而失败了，但它锻造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说：
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 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 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 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在此之后，起义军经三湾改编， 走上井冈山，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广州这个华南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坚持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政权在坚持3 天之后便遭到了强大敌人的反扑。
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继续探索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来历与演变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强调：党中央“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参考资料：自己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