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的工读运动到欧洲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都有20岁左右在欧洲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他们大多在上世纪初留在法国勤工俭学；他们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的银河中熠熠生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蔡畅、陈延年、李、李、徐特立、何长工。他们不仅在国外学到了先进的知识，还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他们认清了革命的方向，成为较早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先驱。
这种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是蔡元培、李世曾、吴稚晖。1915年，他们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俱乐部”，以“勤工俭学”为宗旨，号召青年人留法勤工俭学。1916年，他们加入法国政府成立了“中国法律教育俱乐部”。许多渴望学习先进知识的年轻人，怀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梦想，踏上了去法国的船，为正在寻求解放的中国寻求良策。
但现实是残酷的。在刚刚经历过一战的法国，失业形势非常严重，大量当地工人失业，更何况这些没有语言，缺乏技能的中国留学生。更糟糕的是，1921年1月，主管留学事务的“中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绝望的法国学生忍无可忍。他们在北洋政府驻华大使馆前多次请愿示威，要求解决生活费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里昂中法大学拒绝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为了争取“生存权”和“学习权”，勤工俭学学生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发起了“反击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通过谈判、游行甚至占领校舍等方式进行抗争。虽然两次行动都在北洋政府的威胁和法国地方警察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但学生们的革命意志被磨砺得更加坚强。欧洲的共产主义青年计划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成立，赵世炎任书记，任组织部长，任宣传部长。“少共”成立后，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1923年2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欧洲的名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欧洲”。会议还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号法案，并选举产生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有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南理工大学运动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工作机构。
设立巴黎通信办公室。
“青年共产党”成立时，国内革命形势对他们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以周恩来为首的“青年共产党”积极贯彻这一方针，并与国民党驻法总部代表建立了联系。负责在法建立全国党支部的王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孙敬的工作报告中，大致介绍了当时双方的接触情况：“特此请示：欧洲有八十多名共青团员，近一个月来组织相当完善，行动与我党相差不远。因为第二个原因，我和他们有过几次接触。上月10日，一名特别代表前往Par
1923年6月，周恩来亲自率领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到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讨论国共合作事宜。第二天，在给国民党中央总部的报告中说：“昨天的会议有了很好的结果。欧洲80多名共青团员极其赞成我们党的宗旨，都加入了我们党。”7月19日，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彭苏民代表孙中山回复王：“如在乍得的团员大部分已加入我党，则在欧洲不必拒绝该团。”至此，欧洲国共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欧洲支部成立大会在里昂举行，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一些国家党党员“虽然登记为党员，但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人在我们党中其实占了大多数，不仅普通党员有这种弊病，就连欧洲的蔡裕民、王良畴等党内名人也有这种弊病。用党的时候就自称老同志，不用的时候就专门搞在野党的决议，甚至跟着别人下马威。真的很可悲。不能承认我们党内存在隐患。”这种批判性的批评对国民党的改组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总干事，李富春当选为宣传部部长。在行政部长回国期间，周恩来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欧洲支部的负责人。
周恩来对国共两党在欧洲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深受孙中山、彭苏敏等人的信任。在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档案中，有两封写给总务部长彭苏民的毛笔字原件。摘录如下：
总务部部长，苏敏同志，老师：
在前一封信中，我简要报告了巴黎通讯处的状况，希望能达到。
目前，隶属于巴黎通讯办公室的党员人数与日俱增。截至昨天，共有36人，里昂渐入佳境。最初，巴黎通讯处的组织，以其总部支付恩典为使命，说它应该管理所有在法国的党员。但目前事实稍有变化，即里昂的党员人数瞬间将与巴黎持平，两地相隔，在一个机关指挥下办事相当不便。因此，宜根据恩来与北京分局部长及里昂同志的通信情况，在里昂另设通信处。值此之际，恩来当将于本月17日晚召开巴黎通讯处第一次全体大会，正式宣布通讯处成立。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巴黎及其附近的党员，而里昂则不包括在内。下面是当晚会议的简要报告，请任命新当选的工作人员。
中国国民党巴黎联络处
第一届大会纪要
1924年1月17日在巴黎
通信办总会情况如上，正式工作人员已点名。从那时起，该办公室将负责向该处报告其进展情况，然后由该处向总部转达。至此，我总理孙中山先生和巴黎通讯处总部的使命告一段落。下面是报告，希望您能遵守！
向三民主义致敬！
周恩来，巴黎通讯处编制人
1924年1月18日在巴黎
周恩来在这份文件中的职位是“巴黎通讯处的编制人”。该职位实际上是由总务部长彭苏敏任命的。委任书全文如下：
王任国民党中国支部筹备处，里昂、方任国民党驻比利时传播处筹备处，尹宽任国民党传播处一部筹备处
这个通讯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原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欧洲党员的加入，国民党在欧洲的支部数量迅速增加。党员已遍布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但他们大多数住在法国。为了更好地管理在法国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决定在巴黎设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负责国民党在法国的党务，相当于国民党在法国的支部。原来，国民党爱上了周恩来，希望他能担任交流处主任。但是，由于周恩来专心于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工作，他只同意接受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人员的职位。
欧洲第一次国共合作
仅凭这份报告，很难还原巴黎通讯处的设立过程和早期欧洲大陆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于是，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资料，找到了一份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给共青团中央的工作报告，日期是1924年1月7日，与周恩来所作的上一次报告仅相隔11天。因此，这两种材料具有很大的比较价值。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历史问题，使我们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历史，获得与过去不同的历史认识。
首先，在欧洲大陆，国共两党对彼此的理解不同。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国民党非常重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中共，并委以重任。王甚至在给父亲的信中透露了对的“十二分”的赞赏：“以他过去的工作来看，以他的聪明和胆识来判断，——和他以后的事业，并不比王和胡逊色。”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对国家党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印象。他们在报告中说：“欧洲有能力的国民党人太少，王是一个没有能力而又狭隘的人”，所以认为“欧洲国民党的改善不大”。
其次，虽然共青团中央要求所有在欧洲的同志都加入国民党，国共双方也有一系列协议，但实际上采取的是“分阶段几个人加入”的方式。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把原因总结为：“第一，欧洲的国民党成员很少，所以目前我们的同志完全加入国民党太明显了，因为我们加入国民党就要保守所属组织的秘密。第二，我们的同志往往有许多新团员，他们的研究和训练都很浅薄，不宜一下子全部加入。第三，内训工作极其重要。对外活动与团有直接关系的，也需要人。一下子加入国民党的都要加很多工，怕他们团开小差。”于是，在贯彻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政策的同时，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没有忘记组织本身的独立性，避免了组织被国民党吞并。同时还强调，最终“全体成员还是要慢慢加入”，这反映了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国共合作的热情是极其高涨的。
再次，从国共合作的实际运作来看，虽然国民党名义上占主导地位，但欧洲的共青团员起着主要作用。欧洲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党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里昂设立支部，自然由我们的同志协助主持一切。巴黎的联络处是我们的同志建立的，这个联络处
虽然周恩来不是巴黎通讯处主任，但考虑到巴黎通讯处的重要职能，党员，他所管辖的国民，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欧洲党员为主，国民党党员相对较少。何况主要工作是中共主持的。因此，周恩来认为巴黎通讯处主任应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同志担任，并极力推荐能力出众、正在比利时留学的聂担任这一职务。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想换成留在法国的国民党人来当通讯处主任。经过双方的反复协调和的努力，王等人终于妥协，批准聂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主任。
巴黎通讯处是国共两党在欧洲大陆探索革命道路的成功范例。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欧洲革命派的积极推动下，欧洲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不仅形成较早，而且卓有成效。中共中央把他的经历作为国共合作成功的优秀范例，推广到各级党组织。国共合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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