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文章以风筝为引线，对“我”粗暴对待小弟的言行，作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小弟这样的人的不觉悟表示出深深的悲哀。这无疑是对封建宗族制度摧残儿童的罪恶进行控诉。 叙述往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是文章的突出特点。全文虽以叙事为主，但深深地融汇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关键的地方，则又通过凝炼的语言，作了画龙点晴的点染，使文章感情的表达更加明朗。例如，文章开头“我”从北京冬季的天空中，看见一二风筝浮动着，引起了一种惊异和悲哀。为什么呢？下面作者就插入一段对故乡风筝时节的回忆。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故乡早春的景象，而且在这一景一物的描写中，都凝聚“我”对故乡的赞美之情。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直接抒发了这种感情：“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廖别的故必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就将“我”对故乡的深切怀念更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不单纯是为了抒发“我”对故乡的深情，如联系全文来看，回忆故乡，目的或落脚点是使“我 想起幼时欺凌小兄弟之事。”我“在这里进行了反思。透过这个小”我“，看到旧的伦理道德统治下的整个社会面貌——大“我”——家长式的管理、长幼尊卑的秩序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残酷，何等的愚味无知，它扼杀了儿童的天性，当作者挖掘的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我”的回忆是对封建宗族制度的摧残儿童的控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我”经过深刻反省认识到这一地可挽回的过错过后，心情无比沉重。这种忏悔意识，否定了旧“我”，催生了新“我”，“我”的思想演进轨迹明晰了，“我”的复杂心理状态显示了，正是这些原因，所以当“我”，看到北京天空中的风筝，而感到“惊异与悲哀”。 另一个特点，是作者采用白描的手法，几笔就把人物形象、性格特点，传神地勾画出来。例如描写“十岁内外”，“多病，瘦得不堪”的小兄弟，“张着、嘴，呆看着空中出神”，为别人放的风筝“惊呼”，“跳跃”，这就把小兄弟善良、活泼可爱、喜欢游戏的性格表现了出来。当他私自做风筝的秘密被发现后，作者描绘了他窘迫不堪的神情时这样写道：‘他向着大方登，从大小登；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作者在这里写出了小兄弟的精神状态，是被封建礼教所麻木的自然流露，这不单纯是胆小的缘故，其深层原因更是造成此种现象的依据。
《风筝》是我自以为少年时代就读得“懂”的。哥哥毁坏了弟弟的风筝，等到成年以后，去向弟弟道歉，弟弟却惊异地反问：“有过这样的事吗？”这个取材于童年生活的故事一下子就攫住了我的心，以致压得我好几天喘不过气来。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风筝》的这个结尾，就是反复读了许多遍，以至可以背诵下来的。好像鲁迅的小说《祝福》、《故乡》、《伤逝》等的结尾一样，不但蕴含隽永，而且富于音乐感，吟诵起来叫人耳闻天籁。
这种北方的春天的悲哀深深打动了我。少年的我读《风筝》的时候，也联想到了自己：我竟无待乎“哥哥”的践踏！我压根儿就没有放过风筝！小时候营养不良，身体不好，住在北京的窄小的胡同里，到哪里去放风筝？再说我也买不起风筝，也不会制作风筝，也不会放风筝。我没有童年！这个思想深深地压迫着我，我想抗议，我想斗争，当我走向革命的时候，我是有过这样的动机的：为了让每个孩子得到童年，为了让每个孩子放起属于自己的风筝！
果然，下一代人就幸福多了。1965年到1972年，我在伊犁住着。在那个期间，我的二儿子是五至十二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风筝工艺和游戏的大匠了！当他把自制的“屁股帘儿”（大概就是鲁迅所说识的“瓦片风筝”吧）放到空中，而且明显超过了其他同伴放起的高度的时候，我也仰着头去观望了。我这一代未能实现的愿望，总算由下一代实现了，我感到无比的痛快，舒展，好像我的心也随着那“屁股帘儿”升上了蓝天，而与成群的白鸽相颉颃了。
风筝是这样地牵动过我的情感。也许，这正是原因之一，使我在去年的一篇小说里，用“风筝”、“风筝飘带”、“屁股帘儿”，寄托了我的年轻的主人公的那么多怀念和向往。
——王蒙《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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