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制度成功的立足点是当时的基本国情。人民对当时社会的“穷则思变”。由于 1959 ～ 1961 年的农业歉收，部分农村人口的口粮低于生存需要，直到 1978 年粮食问题仍十分严重。解决这一问题便成了制度变迁的诱因。正是获利机会无法在现存的制度安排内实现，才导致一种新制度安排的形成，因为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制度与饿肚子的制度相比就是一种获利机会。要解决粮食问题就要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这需要有效的土地制度安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土地这种稀缺资源的产权部分界定给农民家庭的一种制度，该制度变迁同时又包含了嗜好的变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造成的农业生产力停滞不前，使人们开始改变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嗜好，转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改变嗜好比较容易接受的办法就是实行承包制、责任制。
必要激励——产权制度。为了稳定和完善该制度，明确农民与土地的产权关系，中共中央强调要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延长土地承包期 30 年不变，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土地的使用权，允许自愿、有偿地转让土地经营使用权等。这些措施都对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受益权等进行了明确界定，并提供了保障，扩大了农民的自主经营权，他们既有获利的机会，又要自己承担亏损的风险，这样就使农民的劳动与生产成果息息相关，从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路径依赖性。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变迁也有路径依赖性。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制度变迁的制度背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在农村的生成和发展的微观基础。实施“双包到户”后，产权激励的作用充分体现，在报酬递增机制的影响下，农村相继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制度，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出优势。但是该制度变迁不会陷入无效率状态的原因在于它并没有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运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社会主义，路径依赖性使制度变迁走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就是体现。
节约机制——意识形态。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导的改革开放理论，不但打破了旧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而且促进了新意识形态的产生。首先，邓小平认为，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因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调节的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就突破了将市场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束缚，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可以在农村的经济生产中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也有力说服了持“左”的思想的反对者，不但巩固了旧团体的拥护，还得到了新团体的拥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是工作重心。
重要保障——国家。在从人民公社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所实施的政治制度降低了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首先，实施政社分离，政府将市场手段渐渐引入农村，明确了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制度，不再以行政管理的手段来管理经济，而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将计划转向宏观，确保了产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行。其次，用法律制度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民能够放心地开展生产。再次，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开展，中央向地方、上级向下级放权，国家进一步从经济领域中撤出，政治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政治行为者的偏好，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得到完善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国家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摒弃了官僚主义风气，从而促成了一系列有效的产权制度，国家的作用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