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或整个8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批判与重建，艺术观念的解放或转型，中国小说家们展开了多元的探索，具体表现在：
第一，纪实文学悄然兴起。代表作主要有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5·19长镜头》，张辛欣的《北京人》系列。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比，那种用作家的主观意图强烈干预小说内容的特征在这批作品中淡化了。换言之，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文本具体操作中往往“直奔主题”，强调小说具有某种明确的宣喻功能，而这批作品则有意识地淡化这种宣喻目的，通过纯“纪实”的描绘让生活本身说话。严格地说这种作法显示的是作家主体在失去了某种既定的价值理念之后干脆回避观念的参与，而仅以现实生活本身所显示的意蕴吸引读者，其中已经隐伏了稍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某些美学特征。
第二，回归自然。在现实主义精神受挫，作家们在穷尽社会未能找到新的力量源之前，有一批作家不甘就此消沉，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大自然的伟力、野性与崇高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对峙、搏斗，希图在大自然的崇高与伟力的衬托下弘扬人的主体力量。代表作主要有张承志的《春天》、《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郑义的《远村》，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等。这批作品的积极意义在于：在此之前的中国小说，自然一直是作为环境因素的，而在这批作品之中自然首次具有了主题的意义。其局限性在于：其所描写的人物在面对大自然时往往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但一旦进入社会却同样显示了精神上的扭曲与猥琐，因而并不能充当这批作家所理解的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作为一种思潮，其很快就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第三，寻根/文化小说勃兴。
1．“寻根文学”的提出：产生于80年代初，汪曾祺、邓友梅、吴若增所作的一些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那五》《翡翠烟嘴》等）已有寻根意味，83—84年李杭育《沙灶遗风》、阿城《棋王》、郑义《远村》可称标志。1985年韩少功等人发表文章，正式提倡“寻根”，在小说、诗歌、戏剧中都有响应，但成就最大的是小说。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阿城《孩子王》《遍地风流》、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郑万隆的《异乡见闻》、王安亿《小鲍庄》、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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