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十岁时,跟着父亲去洛阳.当时李元礼名气很大,官任司隶校尉,登门拜访的,都是英俊的青年人才和声望贤明的人,还有李元礼的亲戚这些人才能被放进去.孔融到门口,对看门的任说:[我是李府君的亲戚.]然后孔融就进去了,坐到了李元礼面前.李元礼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孔融回答道:[我的祖先
孔子和您的祖先老子(
李耳)有师徒关系(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这样来说我和你是世交.]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到了,有人把孔融说的话告诉他,陈韪说:[小时侯杰出的人,长大后不一定杰出.]孔融说:[我猜您小时侯肯定很聪明.]陈韪非常局促窘迫。
1、（李元礼和其他宾客）没有一个人不对他感到惊奇的。
2、 君、仆、或者(父、君亲、先君、先人等)在下年事已高，此题不会，只好胡蒙啊，误人子弟啊！
3、大：成年，长大 语1=话语，说过的话 语2=告诉
4、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参考资料
孔融(153～208)，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文学家，鲁国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长，自己取小梨，因而名垂千古。
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然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
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
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
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少府。在许昌，因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但因屡逆曹操，终为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是继蔡邕之后的文章宗师，亦擅诗歌。
谈孔融的作品，是离不开他的思想性格的。他的作品明显受到其思想性格的影响。整体来说，孔融作品受性格影响而形成了理直的“正气”、恃才傲物的“盛气”和旧式文人的“酸气”。本文主要通过孔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环境和生平而形成的性格特点来揭示其性格对其作品的影响，进而形成的上述“三气”，下面分述之。
一、孔融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理直“正气”。
1、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所倡导的正统观念。它形成于2000多年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而儒家思想总体来说就是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也就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治的核心就是——异，即贵贱、尊卑、长幼等都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君是君，臣是臣，父父，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等要严格区分，而德治就是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能感化，即心理改造，非法治能及。人治则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都有同情心，应调动其同情心，属天命论范围。而孔融乃孔子二十世孙，更是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倡导者。所以，他的思想应该是深受儒学的熏陶，传统的“纲常”、“仁义”等思想根深蒂固。据
《建安七子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载：“汉灵帝建宁元年（168），融十六岁，正值汉末党锢之祸。融兄孔褒的好友张俭，被宦官头子中常侍侯览所怨，诬俭为党人。俭亡命抵融家，孔褒外出，融收藏了张俭。后事泄，融与褒一并被捕入狱。兄弟二人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将案情呈上司处理，结果下诏判了孔褒的罪。孔融于是名声大振。”[1]在那个时代，象孔融这样的举动是非常难得的，也是社会所提倡的。所谓“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这是为人首先要遵循的，“孝弟仁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老夫子都认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之根本。而为兄赴死，不正是“士见危致命” [3]的儒家道德的典范吗？
2、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孔融也是受正统的“忠君”思想的支配。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4]：“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各存典书。”孔融以雄辩之才上此奏文，乃以恢复周王朝旧制，京都千里之内，不把土地封给侯王为借口，来限制曹操势力的扩张。此正为“忠君”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的思想的重要表现，也即礼治的范畴。
再如《崇国防疏》[5]：“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效祭天地，拟仪社稷。……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效祀之事，以崇国防。”孔融有感于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相勾结，特别是刘表独霸一方，其行为仿照天子，因此上疏指斥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但主张对刘表采取容忍态度以维护国体。此种思想，都是“君臣纲常”论的体现。应该说，孔融的此种做法是试图维护君臣纲常论的。若按君叫臣死臣得死的观点看，这只是一种中庸的做法，而采取中庸做法的更深刻原因是国家已无能力进行剿灭，而孔融本身又是一文人，战绩不佳，亦无能力肩负此任，故此，才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的消极观点。
3、孔融为官，常荐举贤良，诱益后进。
孔融对曹操也曾寄与希望。当曹操拥戴献帝，并把他从残破的洛阳接到许昌，还能把孔融等社会名流委以重任，加上在战场上屡打胜仗的重多事实，孔融此时认为曹操有可能也有能力辅佐献帝，匡扶汉室。因此，在建安初年一段时间内，孔融多次荐举人才，还在作品中充分肯定曹操的功绩。例如写于建安元年的
《六言诗》[6]三首其二：“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
曹公归来。”其三：“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又
《与王朗书》曰：“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孔融上述歌颂曹操的诗文，说明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内心深处总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他的荐举贤良，也是围绕着这一思想而进行的。如：《上书荐谢该》、《上书荐赵台卿》、
《荐祢衡疏》等，都是此种刚正性格的体现。
孔融一方面高才居傲，自以为当时豪杰皆不能及，另一方面也颇具知人之贤。他宽容好士，有能指出其缺点者，则背后便称道这个人的优点，若了解别人的优点而未举荐，则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这岂不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第七》）的儒家思想的写照吗？他荐举比他小20岁的祢衡，也是为了提携后进，广集人才，以备匡扶汉室之用。这充分体现了儒家之传统“正气”。
二、孔融的刚直认真性格反映在作品中体现出了他恃才傲物的“盛气”。“
1、孔融小时就很有名气，除“让梨”和救“张俭”外，还有一个故事，据《世说新语•言语第二》[7]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李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
仲尼与君先人
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李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这个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孔融的聪明机智，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融比较会讽刺挖苦别人，而这正是他的性格——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谈到“盛气”，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便指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 [8]如他看到盛孝章被困在
孙权处，生命危在旦夕时，为了急于救这位名士，他写信给曹操，从交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来写，其言词恳切，激情极为强烈。“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淹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
《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走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9]这就是《与曹公书论盛孝章》一文气盛的根本所在。此段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心焦与情急碰撞出交友与惜贤之火花，论据充分而才气倍显，正所谓建安风骨是也。
2、孔融的气盛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性格所决定的，他恃才傲物，看不起别人，倚仗圣人之后的身份，认为别人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在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凌人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恃才放旷。如《难曹公表制禁酒书》[10]中：“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地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他。”并且引述大量证据，说明酒之于人的好处。即“酒何负于治者哉？”。而且还强词夺理，借以显示其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如“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曹操越是禁酒，他越是：“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 [11]在他的思想中，反对曹操禁酒，其实是借题发挥，其主要用意在于他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由于其性格的放荡不羁，所以作品中明显反映了他对曹操的嘲讽，其刚直不阿之态跃然纸上。孔融的性格特点是认真，而认真便趋于激烈，便会形成强烈的创作激情，故使上文反映出“气盛”之特点。
3、孔融的“气盛”不光反映在文上，他的《临终诗》[12]也可视为“使气以命诗”的产物。此诗仅十六句，包含着作者的满腔愤怒！“言多令事败”，他已意识到将被杀害，这个结果的产生是好发议论。为此，他感到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正直的人倒霉，而耍阴谋诡计和阿谀奉承的人反而吃得开。他感到众人谗言的可畏：“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尽管人言可畏和正直而好发议论的人倒霉，但他那圣后的做人准则是不可更改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从结末二句看：“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并无一点悔恨之意，这也正应了“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
4、正因为孔融跌荡放言的“气盛”才刚直以见杀。
东汉末，时局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渐趋解放，儒家思想已不能成为完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了。由于孔融耿介豪纵的性格，则其言行经常出格。如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甚至认为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13]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当时汉提倡“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我们多么佩服他的胆识。汉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打破了武帝以来儒家思想被神化的局面，随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新形势。孔融在思想解放之际，表现的比一般文人更为大胆，这对他身为孔子二十世孙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孔融的恃才傲物，口无遮拦还表现在《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和《与曹公书啁征乌桓》中。当曹操攻下邺城后，曹丕私纳袁绍子袁熙妻甄氏，孔融则用历史上无有之事“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嘲讽当时所发生的事，使曹操无可奈何，啼笑皆非。又如曹操北征乌桓，孔融写道：“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楉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这是讽刺曹操征乌桓乃是小题大做，其通脱与酸气并行，清峻与慷慨互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加上上述原因，终使曹操将其枉状构罪，下狱弃市。
三、孔融也有一般读书人的毛病——酸气。
孔融出身孔圣世家，从小就受儒家思潮影响，也具有一般旧文人的“酸气”。如《离合作郡姓名字诗》：[14] “渔火屈节，水潜匿方。与峕进止，出行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城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虵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诗纯为文字游戏，用二十二句诗，拼凑成“鲁国孔融文举”六个字。无甚意义，只是想彰显其才。从中，我们可以闻到旧式文人的酸腐气息。
孔融有着读书人普遍存在的毛病，还表现在眼高手低，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干。所用的人也都是轻浮士人，只会饮酒做诗，高谈阔论，但干不了也不想干实际的事。这从孔融的几次败绩就可见其能力了。他虽然有很高的抱负，也看不起同僚们迎来送往的碌碌无为，可是他的干法更脱离实际。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成果，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就不行了，以至后来无处安身。在政治上更混乱了，他看不出复杂问题的关键，也治不了狡猾的下级官吏，做事又没条理，有时放松管理，有时“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后汉书•本传》），这也为怀恨他的人提供了击败他的口实。
孔融虽具一般文人的酸气，但也酸的有个性。他的文章通脱、清峻。这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表现的比较明显，简直是口无遮拦，慷慨陈辞，极尽讥讽之能事。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指出：“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而这也正是他酸的个性。
孔融的文章总的来说都能深刻反映现实和人民的心声，而艺术形式健康有力，形式与内容、思想与艺术紧密结合，格调慷慨悲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建安风骨。它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对现在我们的文风也有启迪作用。
孔融维护传统君臣纲常礼制的信心与行为坚定而有力，为人正直而豪爽，那种为“正义”而不惧赴死的精神，正是国人的民族精神之魂的真实写照。
孔融不光本身如此，就连他所推荐的人也如他一样狂放傲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他推荐的祢衡，此人读书很多，狂傲无比。孔融向曹操推荐祢衡，说他德才兼备：“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初涉文艺，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 [15]可是，祢衡初见曹操便轻狂无礼，把荀彧、荀攸、郭嘉、张辽、徐晃等文武百官大加贬低之词，甚至称作奴才，曹操能不恼火？曹操忍住怒火，让祢衡作帐下鼓吏，祢衡却裸体击鼓骂曹，曹操对祢衡十分痛恨，终于借刘表之手，刘表又借黄祖这个武夫之手杀害了祢衡。但曹操对孔融也很生气，怀疑孔融荐举祢衡的用心是侮辱自己。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曹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
总之，孔融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说他典型，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共性。他的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他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悲剧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也属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群体。
孔融是名门之后，享有家世的威望，这在注重门第，注重正统的古代社会里，是相当了不起的资本，孔融自己对此也是引以为豪的——正气；优越感和中国知识分子最足以自命不凡的卓越才华结合起来，构成了他性格中的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的一面——盛气；而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酸气，孔融也不例外。他才高气盛，对人生抱有幻想。而到了晚年，由于有志难申，加上他和曹操矛盾的激化，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明显体现在作品上。而每次性格波动，都有作品的体现。这种变化是无意识的，是人生不得志的必然。
在古代社会里，独裁专治是极其残酷的，统治阶级总希望臣民逆来顺受，而知识分子偏又不理会这一套。因为他们本身是一支较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因此比统治者更接近人民，更能同情人民，更能反映人民的苦难，因而也就想通过参与政治，实现自己广济苍生的抱负。这又是统治阶级最忌讳的。这样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悲惨性。他在被曹操杀害之前发出的“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的无可奈何的悲叹，也就是必然的了。
参考资料：浅谈孔融的性格特点（申请加精）_孔融吧_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