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十年代中期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此后十余年，他笔耕不辍，总共发表了十五部作品，其中十二部是长篇，另外三部是中短篇。四十多年来，金庸的作品广泛流传于华人社会，先是在香港，继而是东南亚、台湾，七十年代末在大陆出现了金庸作品的盗印本，九十年代有了全套的三联版正式授权本在大陆发行。毫不夸张地说，金庸的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香港著名红学研究专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台湾及海外的金庸读者超过了一亿人。与此同时，金庸的作品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北大严家炎教授撰文指出，金庸作品“实际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学所获得的成功。”并认为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殿堂的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陈平原教授说，金庸“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本人在一九八八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头衔，被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一九九四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一九九九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更是将金庸列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金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是个震憾。本文试图从人物塑造、文化修养、语言风格及创作心态四方面对金庸作品作一探讨，以分析金庸成功的原因。一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环境下进行了努力的探索与创新。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具有悠久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特别突出的是他注意刻画和表现人性，因而全面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类型作品的品味，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刻画人性的过程中，金庸既坚持了善恶是非分明的价值传统，又为表达分明的具体价值观念带来了新的时代内容。中国传统文学价值的核心是求善，讲究善恶分明，扬善惩恶，读者也期望在作品中体会到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心理快感。作为传统文学模式之一的武侠小说，其价值取向自然不能例外。在金庸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的对决场面，其结果大都是善战胜了恶，正义压倒了邪恶，如此写作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期望，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如仅止于此，那么金庸的小说与别人作品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事实是，金庸在坚持传统的是非分明价值观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充满时代感的改造，这突出表现在对人物刻画方面的求真上。于是，在金庸的笔下，善人身上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从恶人的表现上也照样能看出人性的闪光点。其实，人性本是复杂的，多侧面的，用正、邪，善、恶这样简单的标签去概括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是不真实的。进而，真实的人生，也往往不是我们想象和期望的那样简单和完美，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结局，真实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既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反清复明，充满英雄之气，在对个人感情的处理上，又表现出对霍青桐、喀丝丽的自私与狭窄胸襟。《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既行侠江湖，又处事偏激，性格乖戾。《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天生仁厚，但缺乏临机决断的领袖气魄，所以不能担当大任，不得不让出明教教主之位。金庸小说里，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人生归宿，“拔剑四顾心茫然”而退隐江湖的人也不在少数，如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狄云、令狐冲等。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欢乐与悲凉，事业的成功与迷茫、情与仇、爱与恨交织在一起。金庸的小说虽无一例外地写古人古事，并且也确实写出了历史的情境与古典风貌。然而，在精神里却又与众不同且出人意料地写出现代人生的神韵，表现出个人的人文情怀及现代人生的深刻品味，并以此与现代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共鸣。正是因为金庸利用武侠小说这一传统的载体形式，诠释了现代人情感，或曰用现代的手法改造、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学类型的层次，才使他真正跨越了古今，沟通了雅俗，从而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喜爱。二人们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语言形式的变革，即运用白话文来打倒文言文，推进了自清末以来的语体文运动，使得白话文在教育领域迅速普及，扩大了新思潮在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构建了新的白话文学的语言体系，从而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学言文分离的不良传统。但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所造成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白话文，而是新体白话文，它与当时的启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其明显特征是采用大量音译或意译新词、欧化的语言表达、新思潮的价值观。由于新文学在文坛的绝对主流地位，这种欧化的白话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加之新文学采取新诗、话剧、短篇小说等外来的文学形式，它的欧化程度更加严重。即使是提倡新文学的人，也不满意新文学的白话文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白话文源远流长，自宋元时代起中国就有了白话文的传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将白话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宋元话本，且长期以来，白话文学的读者一直是社会的普通民众。大众使用的语言、大众喜爱的形式、大众认同的趣味，与白话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金庸承继了中国传统白话文的优点，进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传统的白话文闪烁出耀眼的光辉。金庸小说的语言表述，初期的《书剑恩仇录》从雅，其中有大量诸如“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澄塘，双目晶晶，月射寒江”之类的骈体文言，中期的《雪山飞狐》、《飞狐外传》是从新，内有许多所谓的“新文艺腔”，自《射雕英雄传》开始趋向成熟，至《天龙八部》、《鹿鼎记》而臻化境。总体来看，金庸小说的语言真正做到了口语化，明白流畅，言文一体；语言优美，生动活泼，继承了古典诗、词、曲、赋的优秀语言传统并将其融入小说的叙事语言之中，发挥了汉语特有的诗化优点；语言丰富多彩，将成语、方言、俗语全部归入现代化的口语之中。清末民初之时，传统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也有少数比较清新自然，但大多数市井气味较浓。至三十年代，出现了张恨水，他的小说非但能流畅地叙事，也可以自然地描写，使白话文的市井味稍减。金庸小说中的白话文，继承了白话文接近大众的特点，并且消除了它在早期艳俗的弊端，丰富了白话文的表现力，从而造就了一个现代白话语言的宝库。横向比较，金庸小说中的语言没有新文学所造就的白话文的欧化腔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腔，纯粹是地道的白话，因而更能为大众所喜好，被大众所接受。在思想文化阵地西风劲吹的今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受到严峻挑战的时代，金庸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语言选择对我们不无启迪。三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其他通俗文学类型的重要区别在于，武侠小说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可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有足够的空间供作者纵横驰骋。武侠小说的这一特征，对作家的学识和修养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向人们展示了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与丰厚的文化修养。以致于冯其庸先生称：“一个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人，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严家炎说：“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象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金庸的小说纵横万里，其中人物南来北往，东奔西走，跟随其后，可令人们畅游万里江山，领略千种风情。金庸对祖国的名城故都、古迹名胜、名山大川、沙漠戈壁、草原海洋等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准确、细致、生动的艺术描写。使人坐拥山水、神游乾坤。金庸的小说不但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而且有佛经道藏、儒墨之书，及至摩尼教等奇异教派的经典习俗。至于文章典故更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除此之外，金庸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金庸的小说上下千年，对辽、金、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历史线索、民族矛盾、政治体制、典章文物以及野史典故、神话传说均有涉猎。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在朝代更替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而此时往往聚集着激烈的民族矛盾。金庸在处理民族矛盾时，充分利用了其渊博的历史学识，表现了不凡的才情与见解。表现在：他突破了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金庸在其作品三联版序中如此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史学家持此观点不足为怪，作为小说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而这恰恰可说是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因此，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时，金庸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了大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的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四缺少自由精神是中国传统写作中的痼疾，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作家大都受“文以载道”观念的制约。多了救世之心，少了创作真文学之意，无怪乎陈寅恪当年为精神的沦亡而感叹。纵观历史，包括文学史，可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乃是大学问形成、大作品出现的先决条件。金庸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他如同自己笔下的大侠一样，无拘无束，敢爱敢恨，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他顶住了商业利益、大众趣味的诱惑，宁愿放弃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创作的鼎盛时期时毅然封笔，继而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发表的作品，此举在武侠小说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金庸对文学执着的信念可见一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金庸本人以武侠小说的创作为副业，主业是为《明报》撰写政论文章，对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因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难民潮，文革中的左翼思潮与作法等，他均逆流而上，持批评态度，而成为众矢之的，可见其勇气。此种勇气，不仅体现于行事，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写作之中，作家的作品总是与其人格紧密联系的。金庸的自由精神，使他获得了创作心态的松弛，从而达到了心理境界和艺术创作中的本质回归。使其于有意无意之间，兼具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共同性，综合了两者之长，扬弃了两者之短，在雅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金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在一般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所谓的雅文学作家更是难以想象。他的小说有时比现实主义更讲究细节的真实与可信，有时比浪漫主义更讲究虚构与夸张，有时比古典主义更加古典，有时比现代主义更加现代。故事、传奇、神话、历史、寓言，他的小说兼而备之，令人耳目一新，摆脱了传统中国文学平庸乏味的局面。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单维现象，增加了神奇世界的内容。同时，在冲破了前人规范和禁忌之后，金庸并未忘乎所以，而是注意了探寻和创造自己的艺术规则，把握住艺术分寸。金庸的小说是传奇的故事，但并非一味的为奇而奇，恰恰是奇而求真，他的奇幻荒诞的情节构成了一种艺术与哲学的本真的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寓言。以自由心态看待艺术，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将游戏与艺术真正统一起来，将游戏的自由愉悦与艺术的求真求美结合起来，于是，便造就了金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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