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如何评价联想收购INM PC业务的?

Question

案例:如何评价联想收购INM PC业务的?

Answer 1

联想2007年的困惑
联想能否像当年的三星那样，幡然醒悟，励精图治，冲破大企业内派系斗争和平衡的桎梏，恢复现代公司作为“公器”的本来面目，是联想到底能够应时进化还是平庸下去的根本所在。

由于收购IBM PC，联想赢得了世界级的荣誉。2006年8月，《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公布的“中国顶尖企业榜”中，联想高居榜首。而2004年8月，《福布斯》中文版主动约我写作《就要失去联想》（刊登在《福布斯》中文版2004年第9期）。当时，联想多元化与国际化均遭遇失利，一时跌入战略骑墙的尴尬状态。并购IBM PC，让联想的整个棋局顿时活跃起来。2004年12月，柳传志兴奋的对外宣布，“收购IBMPC，产品、品牌、技术、研发、渠道全有了！”那是怎样一幅激情澎湃的景象！2年过去了，联想一如既往的高调，年初发布了洋洋1万多言的《新世界新联想 联想集团2006总结》，杨元庆则在成都对经销商发表了激情演说：“无限风光在险峰”。
看来，杨元庆没有登山的经验。顶峰无景！王石登上珠穆朗玛峰，稀薄的空气、刺骨的寒冷、雾蒙蒙的天际，什么景象也看不到，甚至他都没有拍一张证明他登顶的照片给世人展示。现实中的联想，与登顶的王石之切身感受差不多。
联想整合IBMPC的现实并不乐观。美国市场出现了从盈利到亏损的转换，使得联想不得不裁员1000人。春节前IBM抛售联想股票兑现10亿港元，表达了IBM一种急于套现的心情。3月份又不得不宣布在全球召回20.5万块笔记本电池。联想第一天发布消息，股价当日跌幅达4.0%。而电池提供商三洋第二天就声称，导致联想主动召回笔记本电池的事故，起因在于一个特定机型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组受到了猛烈的外力撞击。三洋只部分承担召回的成本。联想一反常态保持沉默。联想的物流不是生产厂家把部件送到联想的生产基地，而需要联想全球采购、入库、转库、内外运输等环节才能抵达车间。在这一系列环节上，出现的事端都属联想内部问题。
局外人很难看到真实的棋局。柳传志春节前接受熟悉的记者采访，个人色彩的问题和对话也多一些。可以让我们透视更多的真情。柳传志现在代表大股东在联想集团行使“非执行董事”的权力。他说，“联想连着我的身家性命。之所以在退出联想集团决策层后着力发展培植另外三家子公司，也是基于分散风险的现实考虑，起码内心不再那么紧张和焦虑了。”正因为并购有那么多紧张和焦虑缠绕着联想，才使得柳传志一改先前的乐观：“到现在为止，不得不承认，并购IBM PC业务，联想冒了很大风险”。
当现实与自我评价相背离的时候，一般也是危机敲门的时候。全球化3.0的推动商业环境剧变,公司物种正在发生一场大变革。一已经踏上全球化轨道的中国公司面临不容回避的选择：是认真研究时局图寻找公司进化的契机，还是蒙上眼睛固守公司曾经的荣耀？
柳传志最放不下的仍然是联想集团
在联想的长篇总结报告中，非但感受不到高处的寒冷，相反会给人一种莺歌燕舞的景象。而早于联想从事收购的TCL与在联想之后收购西门子手机的明基，却预示着中国公司收购式全球化捷径，正在演化成一种全球化陷阱。
一个处于冲锋状态的少年，突然背负养家的重任，而把它可贵的创造时光，投放在并不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守成之中。冲锋年龄，本来应该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可是却负重累累。这是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两次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更无法挽救过时的荣誉。少年中国公司买下西方德高望重的老年公司后，大都有一个觉醒的过程。
反思最为彻底的是明基的李焜耀。他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幻灭。先前曾寄厚望于西门子的研发能力和先进文化，可是并购后他发现，这个架构已经彻底老旧了。以明基的活力绝对不足以把这个老的架构重新激活，于是在赔了8亿欧元之后，他情不得已，宣布德国西门子破产而摆脱这个恶梦。
TCL的李东生先前很少论及汤姆逊与阿尔卡特的弊端，岁末年初与李焜耀接连在不同的论坛上同时登台，李焜耀的深刻反思打动了他。在2007年1月作客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时，他开始称呼阿尔卡特与汤姆逊为“老旧的机器”，要让旧机器重新工作不是简单上上油就行了，还必须早一点对它重新架构。阿尔卡特因为问题暴露早，早作了大调整，现在就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而汤姆逊彩电则由于早先的歌舞升平，延误了调整的时机，错过了平板电视革命性的技术进步。2006年10月，TCL不得不停止在欧洲的品牌电视机业务(不包括OEM)，因为收购法国汤姆逊的电视机业务，两年累计亏损20多亿港元。
联想集团的宣传机器永远都是把差距当潜力，把危机当机会，把困难当创造的契机。然而，在柳传志、杨元庆、马雪征、刘军等高管不同场合的答记者问中，才透露出个中隐情。把这些散乱的思索汇总起来，可以大致勾画出联想当下的困境。
收购完成时，柳传志曾经兴奋地宣称，“联想集团要迈向国际化，需要的是品牌、市场规模和技术专利，这三点在并购IBM PC业务后都拥有了！”可是，在2006年12月份柳传志答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问中则表示，尽管没有出大事，但是最危险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在另一个访谈中则更为直接：“今天谁也怨不着，他们（指杨元庆等新一代联想高层）当时都是最主张收购的，所以现在的煎熬必须认了。” 1月26日柳传志坦言，联想控股旗下的五大板块，“最放不下的仍是联想集团”。
杨元庆的“险峰”说，也不是毫无来历。在2007年1月答《中国经营报》的记者问中，杨元庆坦言，“我们很清楚，进一步的改善将不再来自于简单的像协同效应、减员增效这样的手段。新的变革是痛苦的，需要耐心的过程。”这个痛苦的需要耐心的过程，在杨元庆的口吻中，短则3-5年，长则5-10年。投资者会否有这般耐心，不得而知。李焜耀之舍弃西门子，部分原因是出于抗不过投资者的压力。
首席财务官马雪征，看上去忧心忡忡。她直言不讳：“美国的形势最令人担心。我们在这个市场面临强大的价格压力。我们多次提到的供应链问题使情况更为复杂——我们创造了需求，但却未准备好去满足这种需求。” 马雪征抓住了关键问题：冷落消费者，会使消费者很快离你而去。他们已经对你的说法心存戒备，你的各种说法今后很难在他心目中有位置。这样的感知观念对品牌是灾难性的。
先前统筹联想全球供应链建设的刘军一番话，验证了马雪征判断的严酷。年轻的少帅在离任前表示，整合联想与IBM PC供应链的困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说：“过去的半年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刻骨铭心的半年。”2006年9月份，刘军就以脱产进修的名义而让出了执掌供应链的帅位。
联想集团领导层对遭遇困境的反思，并不偶然。跨国并购的确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
联想觉醒中的遗憾
在现实的摩擦中，联想在不断修正着对IBMPC的认识，在修正着对IBM文化的膜拜心理。过去2年有三个标志性事件，既可以视作联想的觉醒，也显然带有遗憾。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改组经营团队。
联想于2005年底用戴尔的威廉•阿梅里奥换掉IBM的CEO斯蒂芬•沃德。接着于2006年8月几乎在同时引入5名戴尔的高管担任联想全球高级职位。以全球化的团队改组IBMPC团队，这是联想运作的特色。改组经营团队实际上是对市场运作和效益的渴望压倒了对技术官僚的敬畏。与其继续摆放着一个美丽的技术花瓶，还不如把真正懂市场的人请进来。而且，改组也是一箭双雕。既可以抵消IBM文化的影响，又可以把戴尔的底细摸清楚，以便今后跟这个行业老大展开肉搏。在欧美市场上戴尔还没有把联想当作真正的对手，但是这并不妨碍联想以戴尔为假想敌。引进戴尔的人才不是要放弃自我，是在近期通过引入新的人才引入新的思想和新的模式，同时发觉和找到戴尔的软肋。
杨元庆解释，“并购之后由于有了两种不同的企业文化，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内部依然有观点不统一、质疑的时候，但第三种力量（戴尔文化）出现之后，很多工作做起来却更容易了。因为在三种做法里面如果有两个成功的企业都这么做，那么反对者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看上去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整合者缺乏一定的判断力和说服力，只能引进第三种力量来置股子。这对强权柳传志的联想来说，还真是新鲜事。看来，全球化真让联想取得不少进境。包括容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管理模式，这或许就是柳传志告诫杨元庆要知道妥协的结果。即便这样，联想的容忍也必定是有限度的，联想文化使然。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提前终止IBM品牌的借用，直接推广Lenovo品牌。
在都灵冬奥会上获得了试验，紧接着在全球市场上推出了lenovo品牌电脑系列。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联想回到PC市场的本质上来了。这不是个高端客户高端价值的市场，而是一个大众消费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有着IBM所不曾接受的文化和特质。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电脑市场，交易型占71%、关系型只占29%。而联想并购的原IBM全球PC业务的销售结构却是75%为关系型客户。在INM，电脑只是实现IBM高端服务的一个载体，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行当来对待。这就给联想把PC作为大众电子消费品来发展留下了空间。
打造lenovo品牌，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前，对IBM高品质高端存在迷恋，杨元庆当时曾说，“我们将坚持IBM高价值高端品牌的原则。对此，我们毫不妥协。”现在，杨元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放弃IBM品牌，“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永远躺在IBM的品牌上做事。联想自己品牌建设的确还有一个段比较长的路要走，要做到联想在中国这样的知名度，那绝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也许要5到10年”。不再寄希望于马到成功，看来联想成熟了。
但是，从联想对品牌的运作上看，则依然沿袭了最早在中国起家使得做法：即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继做2008年奥运会顶级赞助商后，联想又于2007年2月2日宣布，作F1赛车的顶级赞助商，为了在车身上印个联想的字号，一年要花费4000万美元。而与此同时，同居全球前四位PC商的戴尔、惠普和宏基，则走上了一条针对性很强的敏捷供应链和自主创新板块的推陈出新。两相比较，立见高下。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联想宣布要在全球复制联想中国的业务模式。
从2006年准备放弃IBM品牌开始，联想就宣布要在全球复制联想的双业务模式。在杨元庆看来，“联想将从经营理念的转变入手，在全球范围内，就组织结构、人员、业务方面做出彻底的变革。作为重要的一环，‘中国模式’将加速向全球市场推进。”联想的双业务模式是联想的核心竞争力的思想，反映在了《新世界新联想 联想集团2006总结》中：“联想的交易型模式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且这部分市场正是决胜未来增长的制高点所在，也将是联想未来全球业务拓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所谓的“双业务模式”，是联想针对大客户与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的不同，采取的不同通路政策。交易型模式的核心是针对客户的共性需求，整合4P（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资源，打通整体价值链，面向最终客户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而关系型业务模式，则是指大客户的量身定制一类的服务交易。这种原本很简单的两种通路策略，被联想上升到了核心竞争力的高度，还是有点让人惊讶。
全球化3.0的推动商业环境剧变,公司物种正在发生一场大变革。当局者很容易会洞悉一种公司器官的不适应，并且会从“往昔之井”中挖掘出一个过硬的器官，来仓促对接。联想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局而不自知。那个自以为是的判断，还有待于得到新环境变化的验证。因此，需要我们往深处去省察事物的本质。
杨元庆的误区
“不只是要照菜谱做菜，更要自己写菜谱”。柳传志的比喻左右着杨元庆的思维，使他对一些拿捏不准的事情有了一个尺度。靠分销起家的杨元庆，贸然宣布在全球复制联想中国模式的判断，离不开他的“往昔之井”。
中国市场是杨元庆的福地。当年起家在这里，于今全球并购的胜负手还在这里。面对对联想双业务模式质疑的记者，杨元庆侃侃而谈：如果每家企业都可以在全球去调用、去配置，那么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处在哪儿，竞争力在哪儿？我告诉你，就在于他的业务模式。未来的创新，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在技术、产品，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己的业务模式。“联想刚刚并购IBM PC部门时，我还不知道海外市场的底细，也不敢肯定交易型模式一定会在海外成功。购并完成后，我们先在印度做了试点，很成功，接着联想又选择了德国，本季度，联想在德国的总体增长达25%，交易型业务增长40%。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联想会在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市场以后会实现类似的增长”。
这个判断过于大胆。杨元庆所理解的业务模式，很难说就是核心竞争力。业务模式充其量仅仅是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构成部分，绝对不能说是核心部分。作为核心竞争力，应该是卓有成效而且不易被其他公司复制的东西。联想的交易型业务模式，是否具备其他公司不可复制性？是不是真正能够固化为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是不是可以把简单的行销常识说成是联想的独门法器？并且能在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东西？联想交易型业务模式，在印度和德国小试见效，但是却抵不过宏基在欧洲的渠道经营，比不下惠普在印度的专卖店，更无法撼动戴尔在美国的零库存直销模式。口号化的提法一直左右着联想的神经。概括出一些别人一时搞不清的口号，转口就说这是核心竞争力，这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模式。企业家当具有充分的警惕，要警惕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否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自娱自乐。
戴尔模式在业界独享盛名，可是没见到哪一个戴尔高管把戴尔模式宣布为核心竞争力。与那些一人定乾坤的传统公司不一样，戴尔既像一个盘根错节的组装商，又像一个体系广布的渠道商，又像一个产品线广阔的投资银行，还像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设计师，但是这些都不是戴尔独一无二的东西，因此也都算不上戴尔的核心竞争力。据我观察，戴尔模式起作用的是巨大的体系，是一个可以保证戴尔做到零库存的敏捷供应链。
PC产品走过了产品、价格、产能、服务等的数量比拼，正走向敏捷供应链的角逐。现代制造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产品竞争，也不仅仅是产品加服务的竞争，而是敏捷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单体企业的一体化供应链已经不够，上下游资源纳入一系列相关的联盟体的敏捷供应链正取得势头。戴尔的敏捷供应链，支持了戴尔的敏捷制造、敏捷物流、敏捷设计等等，是戴尔模式的重点所在。不从这样的高度，而仅仅区分两种业务模式，怕是联想乏力的根本所在。
现代制造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产品竞争，也不仅仅是产品加服务的竞争，而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更确切地说，是敏捷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一体化供应链建设，一般多停留在单体企业生产要素组织整合的概念上，而敏捷供应链则是组建一个虚拟大企业，把不同的厂商纳入到以一家公司为盟主的供应链联盟体中；单体企业一体化供应链整合把社会优势资源为我所用，而敏捷供应链打出的旗帜是让所有相关利益者资源共享与价值共享，由盟主确定中间商的服务价值。
联想CEO阿梅里奥与杨元庆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IBM的业务模式，还是联想的业务模式，都是需要打破重来，组建新的供应链。联想供应链与IBM供应链是两个不搭界的链条，一个是产品销售为导向的供应链，一个是服务为导向的供应链。现在要建立以欧美大卖场、最终客户为主供的供应链，两者都不合适，需要一条敏捷供应链的体系。
联想2006财年第四季度公布了裁员1000人的计划，主要是适应供应链建设的需要。联想还在更早的时候，一下子在全球招收了2400名员工。现在又要裁减人。一般裁减IBM 的一个老员工需要50万美元的花费，现在裁减1000人需要1亿美元，说明所裁减的人员，不全是IBM 老员工。这样，边招聘边裁人，联想的整合有许多无用功。
看来，联想高层还没有对当下紧迫要做的事情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联想敏捷供应链的危机
一个公司能否整合成一个全球有竞争力的敏捷供应链，是关系竞争能力核心的东西。
联想内部一直对戴尔的供应链效率艳羡不已。戴尔的核心供应商均在其厦门电脑生产基地旁边建厂，联想却需要在全球范围进行采购。现在中国以外的联想客户下订单需要8天才能到达生产地点，而戴尔仅仅需要1小时。数据显示，并购前，联想产品的库存天数是22.7天，已经接近全球平均PC库存水平。并购后，供应链成本占联想总成本的6％左右，而并购前联想只有1％多一点。戴尔敏捷供应链是联想无法望其项背的。
联想计划在全球设三个供货中心：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供货中心的设立，是一个很大的决策。在这方面明基和TCL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明基有许多错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就是高估了西门子制造和研发基地竞争力。结果导致了8亿欧元的亏损。TCL李东生沾沾自喜的地方，就是没有在美国和欧洲设立生产基地。甚至研发基地TCL都在快速中国化。这也是中国公司经理幻灭以后的自我保护。而联想可谓勇气可嘉。遗憾的是，先前IBMPC没有什么现成制造基地可供选择，要另起灶炉。现在我们知道联想在北卡罗来纳州获得了一块享受政府补贴的土地。
在北卡罗来纳州，能否形成一个敏捷供应链的气场，很值得怀疑。北卡罗来纳州会提供便宜的土地，但是却提供不了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群落。联想贪图得了便宜，就要为便宜付出代价。北卡罗来纳州特征有二：第一，农业方面，烟草产量每年可达七亿磅，在各州中，列第一位。第二，棉织工业为各州冠。以沙洛特Charlotte为中心，周围有许多的小型纺织工业都市。哈伯特岛肯制淡水工厂。本州主要作物是烟草、棉花、大豆及玉蜀黍。火鸡、肉鸡、乳牛、肉牛之畜养亦盛。本州出产云母，产量为各州之冠。要在一个农业大州建立消费电子产业群落，谈何容易。
戴尔的美国基地不一样。那是经过了20多年的积累，核心供货商纷纷跑到制造基地去开办工厂。这样，戴尔就没有必要像联想一样到全球去采购，而是全球的供货商王戴尔的生产基地汇集。这也就是单体供应链建设与敏捷供应链建设的最大区别。
感受到联想供应链的不和谐或落后的，不只是马雪征。一位联想高层主管抱怨，“我们后端经常遇到某个主板断货几星期的情况，各个分区客户经理都在抢货、屯货”。究其原因，她认为有几方面，一是上游厂商Intel和AMD打价格战导致整个产业出现振荡；二是联想内部的一套“商机预测”机制对下一个季度的预测失准，前后端相互责怪；三是零部件全球采购工作做的确欠佳；四是联想的产品线深度细分导致零部件需求复杂化。这个高管的分析，直戳联想供应链的心脏。这不是个内部IT技术和流程的问题，这是个更长期的积累和建设问题。
2006年，英特尔和AMD都推出了双核以至四核CPU，使CPU不再像原来只强调高主频，由于两大CPU厂商的竞争加剧，使PC厂商在技术研发上变得越来越难以应付。新的CPU出来后，主板得换，软件得重写，所有的应用得重测，甚至机架、机箱结构都得重新设计，使PC厂商这一年下来非常劳神。而上游厂商的价格战和产业震荡，应该是对所有PC生产厂商都有影响，为什么戴尔感觉不到，而联想则反映过敏呢？后三个问题是关键。
联想内部的一套“商机预测”机制，是一个没有敏捷供应链机制下面的补偿机制。既然当自己需要货的时候，供应商并不是优先满足自己。同时招标也需要时间。因此对“商机预测”成为重要的弥补手段。也就是需要不断预测市场，提前进行招标，满足供货需求。但是，商机预测本身就难以准确。预测不准有客观不能避免的原因，而更加可能的原因是，市场端的信息和生产端的信息共享不够，由此导致全流程各个环节相互责怪和整体效率不高。
前端震荡和商机预测机制失灵，使得零部件全球采购工作欠佳。压缩成本基本上有两条，或是通过内部管理的提升，或是压缩外部采购成本。2006年，联想决心裁员1000人，表示了压缩成本的决心。而压缩采购价格，莫过于将供应商的备件市场变成竞争市场，不断进行招标，每次选择价格最低的合作伙伴。公开招标是柄双刃剑，在可以有限度压价之外，也就很难给供货商建立合作伙伴的观念，同时可能导致供应商市场预测紊乱，打乱供应商的全盘市场计划。最后导致供应商付出的成本最终要转移给联想。故此，在备件紧缺的时候，供应商先供谁就不是个简单的采购问题了。持续招标采购，使得供应关系没法稳定，一旦供货吃紧，供应商首先剔出联想这种利润微薄的客户，在所难免。
联想的产品线深度细分，对信息分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旦做不到产品线之间信息共享、经验共享、设计共享以及零部件共享，就会导致零部件需求复杂化和紊乱。联想因此库存管理成本提高，单品采购规模降低采购价格上升，久经考验的设计不能共享导致新推出的系统稳定性和其他性能降低。最终导致不仅质量下降而且成本上升。这个问题，只有深知制造业的精髓和长期积累的公司才能够完全掌握。中国公司在把握工业经济的精髓方面都不够。离虚拟大企业（无边界组织）的差距就更加远了。

Answer 2

手势传达其中的言外之意。推荐视频：点击受你的看法。然而，这是不

Answer 3

　　我认为，联想收购INM PC业务的成功，在于联想领导层做出的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是指决策者凭借科学思维，利用科学手段和科学技术所进行的决策。 科学决策是指决策者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做出正确决策的过程。科学决策的根本是实事求是，决策的依据要实在，决策的方案要实际，决策的结果要实惠。
　　科学决策的特点
　　科学决策具有程序性、创造性、择优性、指导性。
　　程序性是指科学决策不是简单拍板，随意决策，更不是头脑发热，信口开河，独断专行，而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的程序，充分依靠领导班子、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正确运用决策技术和方法来选择行为方案。
　　创造性是指决策总是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新任务而作出选择，不是传声筒、录音带，也不是售货员、二传手，而是开动脑筋，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等多种思维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择优性是指在多个方案的对比中寻求能获取较大效益的行动方案，择优是决策的核心。
　　指导性是指在管理活动中，决策一经作出，就必须付诸实施，对整个管理活动、系统内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指导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向，不付诸实践，没有指导意义的决策就失去了决策的实际意义。
　　科学的决策过程是决策领导、专家与实际工作者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决策的主体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决策过程。
　　参与科学决策的主体一般有以下五个：决策领导，决策助手，决策专家，学科专家，实际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在科学决策过程中，上述五个决策主体缺一不可。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环环相连，共同构成科学决策运行的动态系统。
　　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的动态过程，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决策程序包括四个基本步骤：
　　1.提出问题，确定目标
　　一切决策都是从问题开始。 问题，就是应有现象和实际现象之间出现的差距。决策者要善于在全面收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发现差距，确认问题，并能阐明问题的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 目标，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在预测的基础上所希望达到的结果。目标是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目标必须明确、合理，要在需要与可能的基础上，分清必须达到的目标和期望达到的目标。
　　2.拟定可行方案
　　可行方案是指具备实施条件、能保证决策目标实现的方案。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存在多种途径，要经过比较，制定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所以，拟订可行方案的过程是一个发现、探索的过程，也是淘汰、补充、修订、选取的过程。要大胆设想、敢于创新，又要细致冷静、精心设计。
　　经验决策与科学决策的本质区别在于方式方法的不同。经验决策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个体，而科学决策是集体智慧的产物；经验决策主要凭借决策者的主体素质，科学决策则尽可能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经验决策带有直观性，而科学决策不排斥经验，但注重在理论的指导下处理决策问题。
　　因此，联想把经验决策与科学决策结合起来，实现了决策的科学化。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Answer 4

联想的供应链直接反映了联想体制的三个问题：一是核心层的知识结构、知识更新方式不够；二是对虚拟大企业的全流程管理和知识管理不到位；三是传统低价格低成本成功模式与建立共生共荣的敏捷供应链相脱节。联想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共性的问题。同样是制造业的华为，历经5-6年投资几亿美元改造自己的流程和供应链。任正非誉之为“削足适履”。这份心智和魄力，还真不是一般企业家所能具备的。
还有一些超出预算的费用发生。这是令外界颇感困惑的地方。从杨元庆跟CEO阿梅里奥的观念上看，差距还不小。尽管联想宣布，2005年IBM和联想的管理系统对接已基本结束，到2006年底，联想在全球进行的“供应链再建工程”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接下来的任务是将供应链的改善转化为公司业绩的提升。但是，按照阿梅里奥的设想，打破IBM和联想模式的困扰，重新打造敏捷供应链的业务流程和IT系统整合，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而且这是重新投资。
至少在美国市场上，交易型业务模式是表，敏捷供应链的建设是里。从里到外，需要联想革命性的转型和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联想美国总裁于1月20日辞职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这个IBM老人，所保持的IBM PC那一套根深蒂固的东西，已经不适应新联想由戴尔和联想杂交的基因了。在大众市场上，也实在没办法维系IBM高贵的血统。当然，这种改变是以一种适应美国人的方式发生的：两个对一个，少数服从多数。
杨元庆对整合供应链的难度有个比喻，很传神也很弄险：“给高速飞行的飞机加油，给高速行驶的汽车换轮子”。这个比喻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东西。如果把联想供应链的打造需要这样弄险，投资者还是很有理由担心的。
一道无形的“坎”挡住了联想
联想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很全球化了，但是乾纲独断的基因依然在顽强的起着作用。无论是CEO换人，还是挖角戴尔团队，抑或是决定在全球复制联想业务模式，或者需要柳传志亲赴美国现场拍板，或是杨元庆沿袭了联想董事长的一贯风格。
现代公司，股东结构、业务流程、产品市场、生产过程、上下游等等都已经很深刻的全球化了。与此相关，公司责任也不再简单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就能概括得了的，而是对股东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对环境的责任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了。适应这种转变，公司治理，不再简单是股东或者是大股东的事了，而成了一种社会广泛参与的过程。因此，现代公司越来越像一个社会公器了。适应这种转变，现代公司纷纷从治理结构入手，由外部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多数，其代表性从早期的小股东到了社会更为广泛的群体，现在更发展成为代表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确方向。现代公司都有双重视野，一是经营团队的专业深耕视野，二是董事会的客观审核与战略把握视野。这个重要节点，联想没有抓住，许多中国公司都没有抓住。
在美国还专门有这样的私人股权资本或是私人股本基金，每时每刻都在市场上搜寻目标。一旦发现上市公司的公司资产与公司利润脱节，就发起收购该上市公司。收购完成后首先在全球公开招聘懂行的独立董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董事会，然后再改组上市公司经营班子。待公司效益扭转以后，再把上市公司出售，去搜寻下一个猎物。新加坡的谈马锡，虽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但是因为抓住了在全球公开招聘懂行的独立董事这一条，形成了一个公司治理的公器，保证了国有资产的效益独步市场。
在1997年亚洲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韩国的三星月亏损2亿多美元，公司滑到了崩溃的边缘。李健熙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之中。一般的说法是，李健熙看到了贴牌生产的死胡同，转而醒悟到自主研发和品牌对一个公司的决定意义，从而有了三星今天的崛起。而实际上，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李健熙更深入一步的反思则是对公司体制。当时三星董事会100个董事是清一色的高管。李健熙痛苦地发现，那些生死弟兄，多的是跟风的愚忠，少的是基于事实的独立判断，习惯的长期积累豢养了他这个当家人的自以为是。李健熙发现欧美一流公司，多把公司当作一个公器来经营管理，董事会毫无例外的是对全球开放的一个平台。于是，三星洗心革面，经过几次调整，到现在是外部独立董事占多数的治理结构了。这是为三星保驾护航的重要制度调整。
而中国公司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热衷于模仿技术、模仿产品、模仿商业模式，可就是不去模仿体制。
众多迹象表明，柳传志并不理解全球化的公司，其股东、客户、流程、供应链已经具备了公器性质。在2006年底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学者王志乐说现代跨国公司是一种社会公器，我们中国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转变。跟王志乐在同一个论坛上当嘉宾的柳传志则在一边评论说，“关于企业是公企还是私企的问题，现在企业我不认为是‘公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国的‘公企’？民企还是‘私企’。私企还是要强调利润是第一位的”。把“公企”与“公器”混淆，说明虽然联想已经是国际资本主导下的联想了，但是当家人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柳传志不会把联想作为公器来对待。那是他的命根子。
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左右了联想，也左右了杨元庆。使联想在自己个人的认知水平之外，还找不到可资利用的智源。当局者很容易会感受到一种工具的不适应，而且会很自然地从“往昔之井”中挖掘出一个过硬的工具，来仓促对接。联想正面临着这样的困局而不自知。从这个角度上说，联想的敏捷供应链危机，实际上是公司治理上的难题，是企业思维的难题。
联想又到了一个转折点：要么抓住契机自觉进化，要么就这样平庸下去，任凭戴尔、惠普等盘踞在上面盛气凌人。对了，还有宏基。当年IBM找上门去探讨并入宏基的可能性，被深入研究后的宏基拒绝了。而今天宏基在美国表现非凡，已经直逼联想的市场份额。据Cartner预测，2007年宏基很有可能取代新联想而进军三甲。当年拒绝收购IBMPC，不必用一个收购，而用自主品牌的市场表现直接超越IBM PC，怕是宏基早就拟定的一个“国策”。
联想又面临一道必须跨越的“坎”。这道“坎”不是杨元庆誉之为“核心竞争力”的业务模式，也不是看上去很严峻的敏捷供应链，而是根植在联想基因中的企业家文化。由此我想到了一个词，政客的企业与企业家的企业之区别。
政客的企业与企业家的企业
今日之政客各个算得上企业家，而企业家个个都跟政治沾边。然而我们不要因此而把政客与企业家划上等号。政客特别注重形式，为了形式可以牺牲一切。形式就是他们的生命。一如京剧，一个老俗套的故事，可以演上几百年而不衰。张艺谋可能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把一切为了形式的文化推向了极致，因此特别具有票房号召力。在张艺谋那里，形式既可以大于内容（《十面埋伏》），也可以谋杀内容（《满城尽带黄金甲》）。政客也是如此。形式构成他们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一旦离开舞台，过度郁闷很快便会弄垮他们的身体。在一些场合，他们不得不表现出内心100万分的虔诚，而在另一些场合则不能不展现十足的跋扈。
企业家如果也染上这样的习性，就很难存活了。企业竞争是人类社会最为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过程。企业家为了做强做大，绝不恪守形式，甚至可以不要自尊，而必须拥有特殊的战斗力。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这种特殊战斗力表现为一次次“回归零”的能力。不管先前何等成功，什么时候他不能回归零了，开始自以为是了，那也就到了他向下滑行的时候了。
杨元庆所遭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况。他靠他营销专业的成绩，一飞冲天。可是到了新的位置上，他猛然发现，政治上的平衡要比专业上的精专更为重要。机构大了什么事都有人具体负责，包括发言稿都有人整理，慢慢地他就被环境推着向着非专业的方向发展。他开始精心调制“人力鸡尾酒”，开始沉浸在力量平衡与搭配的游戏中了。不知不觉中，他疏淡了的专业。杨元庆的境况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心态。
温州一个鞋业老板，先前足迹遍及欧美各大城市。每次归来，都能带回几个时新的鞋样，能够连夜画出设计图纸，能够很快上线。可是，当他的企业销售额超过了亿元以后，他雇上了设计师，但是却没有拿出相应的费用继续让设计师周游列国。他自己外出也少了，即使出去也不再有带回新鞋样的冲动。慢慢地他开始涉足了他不专长的领域，开始坐办公室里陷入无休止的排解纷争。从那以后没有了创造的激动等着他，只有无奈、气愤、忧心缠绕着他。有那么一些时候，他甚至羡慕那些明天不知道靠什么吃饭的年轻员工，他们在干着那些重复性的每多少意思的活计，还能露着微笑和相互打趣。而他在自己的企业，却好像找不到乐趣。结果他的企业也随着他心灵的疲惫而日渐下滑。
不错，这些企业家当从零开始奋斗的时候，他们有目标、有主张、有信念。可是当着企业规模上来以后，专业成了他们的奢侈想望，他们的时间开始被“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他们意识到要有所转变，意识到不能再延续以前的行为方式了，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该去模仿什么样的方式。成功带来了财富和权利，却同时也把他们推向了陌生的、烦人的、无意义的“形式虚耗”。有些人消沉了，有些人则拥抱着闪光灯，渐渐向着明星化的方向发展了。杨元庆的身份和位置使他不敢轻慢汹涌而来的媒体和各种各样的“形式”。他还缺乏柳传志和任正非等驾驭“形式”的胆识和手腕，而只能是“形式”的俘虏。他不肯舍弃他的专业本能。对营销问题，他会倾向于到他的往昔之井中去寻找答案。
杨元庆们是清醒的，他们意识到该有所转变。杨元庆们又是迷茫的，他们的往昔之井顽强地发挥着作用，总他们的新问题往老路上引。面对联想供应链成本迅速上升的困居，杨元庆在他的往昔之井中，则找到了中国的双业务模式。杨元庆避开了整合供应链的攻坚战，而选择了复制他捻熟的联想中国业务模式。这个双业务模式是IBM PC所缺少的，却不见得是市场上最需要的。
所有的转变都开始于一种远见和一个付诸行动的决策。杨元庆们需要路标。
专家时代企业家的转换路标
互联网夷平了世界，把全球变成了一片大家都比较陌生的扁平的新大陆。托马斯•弗里德曼誉之为“全球化3.0”。全球化3.0的实质是：今后推动世界运转的，不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优秀的个体之间的竞争转瞬之间便能改写世界地图。
大前研一更做了一个重要的预言：“专家阶层的实力迟早会增强，并动摇产业界！”专家是那些善于用理性和情感去触摸客户的真实问题，具有永不厌倦的好奇心和进取心，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并能严格遵守纪律。专家有两类，一是有胆识战略专家，二是有突破能力的技术专家。依靠技术专家的突破和战略家的胆识，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这才是在新大陆上企业做强作大的真正秘诀。
企业家起步时多在技术上有了突破。成功后，庞大的企业不容他继续侵淫于技术，使他们不得不转向不熟悉的驾驭庞大团队的领域。比尔•盖茨的技术基因是那样强烈，甚至不惜辞去整体驾驭公司的CEO，而去做一个名首席技术官。这是一种极大的智慧。以技术立命的微软，对技术的嗅觉与前瞻是第一位的。比尔•盖茨看到了这一点，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他的洞察技术新方向，担当微软有胆识的战略专家角色。
国际一流公司的领导人，毫无例外都是他们所从事行业的战略专家。战略专家被新环境赋予了新的规定性，即实现目标的意志和好奇心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都可以放弃。战略专家并不是掌握了绝世本领的人，而是那些随时准备扬弃自己的人，准备花一生时间去认真学习的人。最忌讳的是自认为掌握了必胜的法宝，掌握了真理，而应该对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敬畏。没有人比企业家更勇敢、更诚实、更诚恳、更愿意作出牺牲，更说实话。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如其所是地把握事物的走向，才能最终通向成功。
失败中摸索前进，这一点容易做到。而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不容易。不容易的节点是要放弃那些成功的东西。先前是那样成功，任何放弃之类的奇谈怪论，都注定要遭遇更强大的反扑。而对强势企业家来说，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起点。所有成型的东西，只能是起点，不是恪守的教条。有了这样的基本准备，就可以进入真正成就专家之路了。
这是个跟常识挑战的时代。一个人很容易被常识所束缚。那时你切身体验到的东西，不会错的。可是偏偏就发生错误。抛弃先例，养成怀疑常识和成功经验的习惯，尤其重要。而这一点也是最难做到的。人们只从过往的经验和体会中学习常识，当一个人的磨炼多了，尝试也积累多了，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自以为是浮上来了。杨元庆的困顿正是发源于此。中国市场上以前太成功了，以至于形成一种错觉，市场是可以通过砸广告和渠道来运作的。而一旦遇到实质问题，又习惯于到中国的往昔之井中去寻找办法，而缺乏使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在未知空间经受锻炼的气魄。
人们大脑中多多少少有个过滤的筛子，那些新的刺激只要与自己先前的认识不同，可能会出现两种应变机制：一是会被排除掉或是当作没有发生，人们会固执地去亲近那些自己熟悉的东西；二是通过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去猜测和推测，由此使得认识偏离事物的本质。而那些如其所是地对新事物观察的人，常常就以逆向思维与反向思维的形式出现。这就使得商业经营复杂起来。新事物的苗头往往会躲避着自以为是的人们，而投身到少数能够归零的人。回归零，要与人性、与人的思维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一般人无法胜任。
自觉，才会“对自己有办法”
那些习惯于以记忆充作理解的人们，在作为记忆输入的瞬间，思考也便停止了。对事物没有办法，对自己没有办法，就成了他们的宿命。因为他们丧失了对没有答案的事物饶有兴趣地探索的心理，也丧失了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物发出挑战的气魄。
“对自己有办法”的人们，或可能没有天才的记忆，但却充满着直面真实问题的好奇心和意志力。习惯于回归零，从容镇定的心态，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魄力，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物发出挑战的勇气，对没有答案的事物饶有兴趣的探索心理，这是21世纪企业家最为重要的秉赋。
自由软件之父李纳斯•托沃兹说，他非常惧怕停滞不前，陷入同一状态无法自拔，没有任何变化。他说，“我想看看人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些人本能地觉察到了事物发展的机遇，也渴望着变化，但是真正面对变化，需要他放弃现在所持有的东西时，但却又惧怕变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种忌惮，因此表现得谨小慎微。这时他们已经不是一无所有了，他们记忆中有太多的从零开始的苦难，对于自己是否有那种吃苦耐劳精神坚持到底，已经没了信心。当这样的人占了成功人士中的多数时候，也就缺乏了即使失败，也要率先向前所未有的事物发出挑战的心理素质。
举凡强者，都是慎重与大胆两方面素质的结合。向新事物挺进，并不是贸然而为。习惯于逆向思维的索罗斯，善于发现现有成见集合的漏洞，可是要他出击却不是贸然而动。他是要召集一大帮特别懂行的专家，以假想为靶子，反复进行试错，要在不断的碰撞中，找到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路径。随时随地的反思，随时随地的对已经形成的判断寻找弱点，当实在找不到的时候了，他才真正出手。这是通往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最恰当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无论他说过什么，无论他有过怎样的判断，无论他在多么隆重的场合宣布了他的决定，只要有新的事物萌芽出现，他就会毅然放弃他的“真知灼见”，而乐于拥抱新事物。
第一代企业家年轻的时候，具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坚强信念，他们都能通过自我变革渡过危机。然而，那些在其后成长起来的经理人或是接班人，他们是靠孜孜不倦地贯彻一种指令而最终出人头地的人，他们完全没有变革期斗士的信念与思想准备。人们习惯于保守，习惯于墨守成规，因为他们在墨守成规中取得今天的位置，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抵御变化的机制和惯性。让他们抛弃自己所长，很有点强人所难。
看来，杨元庆应该放弃先前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包袱，从零出发，去感知那个全新的世界。而且，应该记住下面的话：要有使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在未知空间经受锻炼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