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当然,陈奂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六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
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
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奂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晚饭来候车的。
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他知道九点四十分、十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
卡在这儿,真叫尴尬。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限不闭。
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
露出一个微笑。那扶在椅上的右手,轻轻提了起来,像听到了美妙的乐曲似的,在右腿上赏心地拍了一拍,松松地吐出口气,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
出处:出自作家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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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高晓生曾在《且说陈奂生》中写道,“写作《陈奂生上城》不是预先有了一个概念,不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而是在生活接触到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触发,有所感悟。”
作家在农村生活过二十多年,与农民患难与共,有着一致的情感,而且多年的经验和观察使其对中国农民的性格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这促使他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民命运。1980年,他创作发表《陈奂生上城》,进一步探讨解决温饱后农民的精神层面问题。
具体到《陈奂生上城》的写作,启发高晓声创作灵感的契机同样来源于他的生活经历。高晓声恢复工作后,经常出差,在东道主的热情安排下住进了较好的房间,住一夜要付五六元到七八元不等。
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他联想到苏南农民劳动一天通常只有七八角的收入,悬殊实在太大,农民们如果听说他住的房间价格,一定会笑他吹牛。由此,他设想出了让农民住进高级招待所的情节,又想到了他的小说《“漏斗户”主》的主人公陈奂生。
选择陈奂生为主人公,一是因为高已经写过他,能把握得住他的性格;二是《“漏斗户”主》在《钟山》上刊登后,因为印数少,无法为更多读者所熟悉,作家想通过《陈奂生上城》引起读者对《“漏斗户”主》的注意,“救活”《“漏斗户”主》。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
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把,也怕脑后风了。
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
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
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围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
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
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
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提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索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
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抨碎泥块”。“莳秧—蔸莳六棵”……谁也不要听。
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
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嗳!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
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
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于是,他又惭愧了,觉得自己总是不会说,又被人家笑,还是不说为好。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当然,陈奂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六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
三爿店查下来,他找到了满意的一种。这时候突然一拍屁股,想到没有带钱。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
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从来是连夜回去的,这一趟分明就买不成,还得光着头冻几天。
受了这点挫折,心情不挺愉快,一路走来,便觉得头上凉嗖嗖,更加懊恼起来。到火车站时,已过八点了。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
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奂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晚饭来候车的,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
他知道九点四十分、十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因为时近半夜,店摊收歇,能买到吃的地方不多,旅客又饿了,自然争着买。如果十点半卖不掉,十一点二十分还有一班车,不过太晏了,陈奂生宁可剩点回去也不想等,免得一夜不得睡,须知跑回去也是三十里啊。
果然不错,这些经验很灵,十点半以后,陈奂生的油绳就已经卖光了。下车的旅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伸手来拿,把陈奂生搞得昏头昏脑,卖完一算账,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看来是哪个贪小利拿可油绳未付款。
他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本来他也晓得,人家买他的油绳,是不能向公家报销的,那要吃而不肯私人掏腰包的,就会要一点魔术,所以他总是特别当心,可还是丢失了,真是双拳不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只好认了吧,横竖三块钱赚头,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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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从《“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到《陈奂生出国》,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农民的命运史。作家对中国农民生活命运进行追踪式描写,注意将农民的命运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命运紧密相连。
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历命运制约乃至决定着农民的命运,另一方面,从农民的命运中也可窥视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家在《“漏斗户”主》告诉人们,只有首先解决了吃与住的问题,才谈得上农民的其他生活和精神、文化等追求。
而续篇《陈奂生上城》,则从中国历史文化等角度来思考中国农村和农民命运的发展历史及其原因,提出了一个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农民在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是否还有精神的追求。
在《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通过塑造陈奂生的艺术形象,对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进行了深入解析,并由此引发出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中国农民的一类典型: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心地光明,通情达理;老实得受了损失却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他们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
他们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作家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感激,但是,与此同时,作家也指出,陈奂生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农民乃至更广大的中国民众尽管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心理上却“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漏斗户”主》中曾经因缺粮的困顿而陷入精神麻木的主人公陈奂生,在三中全会后甩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便萌发了精神生活的要求,渴望得到“神气”的机会,渴望得到人们的尊重。
接下来,高晓声诙谐地渲染了陈奂生这种急切想“神气”一番的心理,进而精心设计了陈奂生“上城奇遇”。陈奂生为了买顶新帽子进城卖油绳,病倒在车站,被旧相识县委书记吴楚安排在招待所的高级房间住了一晚。
书记的好意让他感激涕零,却也令他因损失掉卖油绳所赚的五元钱而陷入沮丧,以至于心理失去平衡,甚至用在沙发上“跳坐”、不脱鞋进屋等方式泄愤。。然后他又顿悟“这五块钱花得值透”——“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
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
通过这种自我解嘲,陈奂生得意地摆脱了物质的负累,虚荣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这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和自我陶醉恰恰在一个怪圈式的循环中造成就了另一种精神的麻木与困顿。
“陈奂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广大农民身上存在的复杂精神现象,包容着丰富的内涵,具有深厚的现实感和历史。在“上城奇遇”中陈奂生的心理“突变”中包孕着农民文化心理,乃至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可悲可怜心态,表现出农民在新生活到来时的必然惶惑。
在农民能够部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他们又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迷途羔羊。当陈奂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时,他却没有主人翁的意识。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种弱点“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还会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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