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员贪污都十分痛恨，也采取了很多严厉的措施加以防范。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官员贪墨50两银子就得剥皮实草；铁腕皇帝雍正为了整肃贪官，也背上了个“抄家皇帝”的罪名。可即便是洪武和雍正两朝，官员的贪污也没有从根本上杜绝。
其实，只要是封建体制，贪污就无法避免。熟悉清代历史的读者知道，晚清是官场最为黑暗，贪污最盛行的时期。可我们总不能说大清天下无官不贪吧，我们就以一个典型的例子来看一看当时一个正常的知县的收支情况。
同治五年（1866年），广东一个名叫周玉成的举人，在京城苦苦钻营了十几年，花掉了数万两银子终于得到一个实缺，被外放到江苏武进当知县。当他拿到吏部的官凭后，亲戚朋友们纷纷前来祝贺，并说他要到富裕省份去做官，以后终于可以大把大把捞钱了。
周玉成到了武进后，马上进入了发财的状态。不过，他仔细地算了一笔账：武进县每年的赋税收入大约25万两，其中19万两要上交户部，剩下的6万两归县衙支配。可是，县衙每月光是开支就得要2000多两，再加上迎来送往的等开销，每年至少要7万多两。这账算下来，武进县衙每年竟有1万多两的赤字，按照规矩，这笔钱得由知县掏腰包补齐。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周玉成自然不会掏这个腰包，武进是江苏的一等县，在全国也是属于富裕的县，其统辖的地盘上有众多的店铺、赌坊、酒楼以及洋行，它们都要定期孝敬“规费”。这个数字算起来大约有8万多两，周玉成拿出1万多两去填补赤字。那么，剩下的6万多两是不是就落入了周玉成的口袋了呢？
当然不是，这些钱有一部分要拿出来保官，也就是上下打点，孝敬上司，还要拿出一部分来清师爷以及应付一些公共开支。同治八年，新任江苏巡抚刚到任，便下发文书，让各县拿出银子修补巡抚衙门，结果摊派到周玉成头上就有800多两。可是，巡抚刚到半年便调任两广总督，随后又来了一个巡抚，新巡抚又以添置巡抚衙门家具为由，向各县摊派，周玉成为此又掏了2000两。
同治九年，江苏巡抚母亲过寿，周玉成品级虽然不高，但孝敬同样不能少，花了3000两银子。同年，知府大人的少爷娶妻，周玉成再次破费，又花了1000多两。有一次，知府宴请各县官员，请大家喝酒看戏，但份子钱却要大家出，周玉成不敢落后，出了300两。
以上这些仅是举出几例，并不是全部，像逢年过节、黑白喜事，统统都要出份子钱。这一年下来，开销实在不小，剩余下来的那6万多两银子，刚刚也就够数。
当然，作为一县长官，周玉成手下也有下属，他们也得给周玉成送礼。比如他过生日时，官场上的同僚、县衙里的师爷还有各班衙役，甚至是当地的士绅、经商的掌柜都要来给他送礼，倒不是这些人不来送礼，周玉成就会为难他们，而是大家都要遵循游戏规则，自古以来都是这么办得，你不送礼就是不合规矩。这些林林总总的礼物，一年下来也有不少进项。
平心而论，像周玉成这样的官员怎么说也谈不上是个贪官，大清有1500多个县，90%以上的都是这个套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一是地方商界上交的“规费”，二是按照旧例向农民加征的“火耗”，三是下属给他送礼。这些钱加在一起10万两应该是有的，可这些钱大部分又得花出去，到了最后，他也不剩多少。
清代统治者为杜绝贪污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没有成效，因为那个时代，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当贪官的风险很小而当清官的风险很大，如果你不捞钱，没有银子孝敬上司，那么可想而知离卷铺盖走路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