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唐王朝有着将近三百年的国祚，更为确切的说是二百八十九年的时间。如此长的国祚，自秦以来实际并不多见，但唐王朝的这三百年却并不太平。这是因为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陷入了一个藩镇割据的乱局之中，然而藩镇之祸仅是困扰帝国的一个问题而已，就是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宦官、党争等等问题则如盘踞在帝国长堤上的蚁穴一般，不断的侵蚀着帝国统治的根基。但即便是面对如此困局，唐朝却也衍生出了三次中兴。
中晚唐时期的三次中兴分别发生唐宪宗、唐武宗与唐宣宗在位的时期，这中间唐宪宗的“元和中兴”自然不必多说，唐朝在宪宗一朝得以归于一统，其意义可谓深远。而刨除宪宗一朝的“元和中兴”那么，便只剩下了唐武宗时期的“会昌中兴”与唐宣宗时期的“大中之治”这中间“会昌中兴”的持续时间为六年，而“大中之治”的局面则维持了十三年的时间。不同于“元和中兴”的是这两次中兴我们很难分清孰强孰弱。那么，中晚唐时期的“会昌中兴”于“大中之治”，究竟哪个含金量更高？
首先，我能够了解的是，比较这两次中兴我们很难从两位皇帝治理朝政的能力上下手。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唐武宗与唐宣宗的性格，完全处在一个对立面。唐武宗的性格是“性刚而果于断”而唐宣宗的性格则是“外晦而内朗”可见，这两位开创治世局面的君主，在性格上完全是迥异的存在。前者唐武宗在权术上并不如唐宣宗，但唐武宗每遇事则能够迅速做出决断，这也为唐武宗开创中兴的局面奠定了基础。而宣宗“精于听断”并十分擅长利用权术驾驭臣子。
总的来说，唐武宗与唐宣宗治理朝政的能力，可以说是难分伯仲。但我们从两次中兴的角度来看待两位君主治理朝政的能力，便能发现，两朝虽然都为治世局面，但却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唐武宗在位时期，始终都在致力于帝国顶层设计上的变革，而唐宣宗则以驾驭臣子为主，大有守成的意味的在这中间。如果不拨开这层迷雾的话，我们很难发现这两次中兴之间的不同。
历史上唐武宗一朝的中兴，主要就在于唐武宗针对宦官、藩镇、边患以及治理冗官等问题，采取了有有效的对策。而唐宣宗一朝的中兴，则主要在于宣宗皇帝严明法度、整饬吏治上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发现，“大中之治”虽然有中兴之名，但实际上却完全回避了中晚唐时期一直客观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会昌中兴”的立足点则是一揽子的解决唐朝存在的问题。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会昌中兴”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的话，那么则很有可能能够一举扭转中晚唐时期的颓势。而“大中之治”因本质上小修小补的特性，注定了其人亡政息的命运。由此可见，两次中兴虽然都出现在中晚唐时期，并且还是先后的关系。但将这两次中兴做横向的对比的话，则能发现两次中兴却分属于不同的层面，这中间“会昌中兴”所波及到的层面显然要高一些，而“大中之治”的根本还是在于维持局势的稳定上。这样的情况下，颇有变革意味的“会昌中兴”在含金量上自然要强过守成维持的“大中之治”。
历史就是这样，武宗一朝的中兴与宣宗一朝的中兴，虽然都属于中兴，可是两者却有着层面上的不同。但即便如此，这两次中兴却都成为了唐王朝的回光返照，因为自武宗、宣宗之后，大厦将倾的局面实际上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