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的学生记录他和他的学生的言论的文集，由于文集中对忠孝的系统化、学术化定义，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如第一章开张明义所说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是说，只要在家里面非常孝敬老人，在外面出来后，就不会犯上作乱)，因而在死后受到历朝历代的吹捧，封号最高是“大成至圣
文宣王”，非常的炫，和他死的时候的“
尼父”相差上千万倍。论语的负面影响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论语》观点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第一个负面影响，是对农民和农作的蔑视。这来自于“子路十三”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不要学这些做庄稼的事情，我们在上面做好表率，就能影响到这些农民了，你去学这些东西，真是非常的低贱。这个观点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本来种庄稼就累，知识分子本来就有心偷懒，好嘛，现在孔圣人都说了不要种庄稼，那我们正好乐得空读诗书，坐而论道咯。于是接下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中国的知识分子，道理一大通，做起实验来，把理论应用到实践，就非常差，这一点不仅影响到火药只是用来放鞭炮，进而扼杀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萌芽。而和孔子同一代的墨子，就非常牛逼，他的小孔成像理论、各种攻城守城理论、力学原理等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可惜由于他推崇的“兼相爱 交相利”类似的理论不利于统治阶级，后来就势弱了。否则，我们中国肯定是远远领先全世界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去数目字”管理，就是不进行数据收集、不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提出量化的考核指标，进行量化的管理。通观《论语》，除了“三人行”、“三年无改于孝道”等等少数非得用数目字的地方外，其他的，都是一种感觉，包括“仁爱”、“孝悌”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强调从内心自己去把握，去揣摩，去判断，结果歇菜了，每个人的标准怎么会统一呢，于是造成了严重的管理问题，中国古代那么多管理人员，极少数有管理思想， 不知道用制度、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世界，于是就出现了当
秦始皇、朱元璋那样的强势人物在台的时候，一切都还可以维持，一旦他们离开，则规则就废弃的现象。中国缺少数目字管理的问题，大家有兴趣的看看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写得非常经典，书中的党同伐异、书生意气这样的东西，写得入目三分。这是孔老二开的第二个恶心的局面，到现在，我们的管理之风仍然非常淡，大家可以数数当权的有几个精通于管理之道的。拍脑袋工程害国害民。第三个负面影响，是对礼乐的过分强调。这在《论语》中是非常多的，我特别讨厌，后来我就自己删减了一个没有礼乐的版本来看。从早期来看，对礼乐的强调是有可取之处的，泱泱大国，如何来管理呢?只能是上行下效，制定详细的礼节规定，比如皇帝的门是几个门钉、皇帝可以用几匹马、皇帝的乐队规模如何、而下面的大夫、大臣又是如何配置的。但问题是有些礼乐太可笑了，比如肉不是正方块的不能吃、死的时候席子要摆正了才能死。据说孔子那个著名的徒弟，子路，非常的意气风发的，后来就是因为打仗的时候帽子歪了，他放下剑先去扶正帽子，结果被别人给杀死了。这种迂腐的礼节，加上过程非常复杂(比如繁复的丧礼就被墨子说诟病)，就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迂腐、食古不化、留下了民间大量的嘲笑读书人迂腐的故事。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执行力和改革精神、创新精神等方方面面进行了阉割。以上三点就是我对《论语的一些浅见，当然其中还有很多我还没体会到的。总体来说，《论语》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这本书的影响这么大，带给中国的负面也够厉害的。这当然有因为其所处的阶段性原因，但后世的顶礼膜拜、全盘吸收，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弊端。还有一个我的深刻体会，就是对人类的理解，和掌握，世间没有任何一人能吃透，就算是孔圣人，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些负面的东西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如此深重的影响。类似的例子非常多，非常的发人深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