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度山伯爵》是大仲马写得最成功的小说，也是最足以反映大仲马进步的政治观的代表作。自发表后至今，一直被各国读者所钟爱，高尔基称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而大仲马的崇拜者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用“大仲马情趣”一词来说明《基度山伯爵》的引人入胜之处。那么，《基度山伯爵》是靠什么引人入胜、靠什么令人精神焕发的呢？笔者认为作品中洋溢着的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是《基度山伯爵》受到世界各国读者交口称赞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研究一下《基度山伯爵》在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特色，对我们进一步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是不无裨益的。
产生在18世纪末、在19世纪30年代得到辉煌发展的文艺思潮 ——浪漫主义，标志着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产生是和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后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分不开的。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后，欧洲没有出现人们所向往的美好世界。所以，浪漫主义的产生，从政治上说，是由于对革命后社会现实的失望情绪和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所引起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说，它与古典主义文学对立，是对古典主义学院派发动的第一次革命运动。
谈到浪漫主义文学的性质问题，就必须涉及它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它们反映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的本质，但侧重点不同：现实主义反映社会相对稳定方面；浪漫主义则反映它的变化发展方面。现实主义偏重观察，善于精确地描绘客观世界的画面，浪漫主义偏重想象，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正如大仲马在1859年与小仲马（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比较创作方法时说：“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我闭着眼睛写作；他睁着眼睛写作。我绘画，他照相。”但是这两种创作方法在运动中又是互相联系的，在反映一个方面的时候，往往包括另一方面的某些因素。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席卷了欧洲各国，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广泛反映了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斗争情况。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浪漫主义还存在着性质不同、风格迥异的文学流派。在法国19世纪的前25年，由于王朝复辟所造成的反动政治形势，反对浪漫主义嚣张一时。到20年代中期，积极浪漫主义才成长壮大起来，从20年代下半期取得优势地位。
亚历山大•仲马（1803-1870）就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早在1829年，在雨果的《欧那尼》上演之前，大仲马的五幕散文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就已上演并取得巨大成功，预示了浪漫派即将到来的胜利，也奠定了他在浪漫派中先驱者的地位。
从 30年代末开始，他又把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功地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一百多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在这一百多部作品中，就拥有的读者数量之多和艺术上的精湛、技巧上的完美而言，当首推《基度山伯爵》。本文就试图从结构作品和塑造人物两个方面来窥探一下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然后再展望一下它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之后的瑰丽景象。
一
《基度山伯爵》在结构作品上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曲折离奇的情节。小说一开卷就紧紧吸引住读者。主人公邓蒂斯远航归来，准备结婚。他年轻有为，做了代理船长，前程似锦。可是他的才干受到船上会计邓格拉斯的嫉恨，在邓格拉斯的策划下，他的情敌弗南向当局告了密，诬陷他是拿破仑党人。于是一场横祸从天而降，正在举行订婚仪式的他被捕。恰巧他的案件牵连到检察官维尔福的父亲。维尔福为了保护其父，将邓蒂斯毫不留情地打入死牢。这一富于戏剧性的开场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下文跌荡起伏的情节打下了合理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当故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仿佛已是山穷水尽，到此为止了，但又柳岸花明，别开生面。“开庭”、“起诉书”“抵罪”等几章，围绕着维尔福审判杀人犯贝尼台多一案，写得有声有色，错落有致，变化无穷。当审判会结束，维尔福匆匆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儿子已服毒自尽。他连忙奔向父亲诺梯埃的房间，去诉说自己的悲痛和不幸，偏偏又在那里遇见了拌作布沙尼长老的绝基度山。
《基度山伯爵》的情节不但曲折而且离奇、惊险，使整个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如邓蒂斯钻进麻袋，假装尸体，被抛入大海；他到基度山岛寻找、发现宝藏；诺梯埃用眼睛表达思想等。这些情节离奇新鲜，扣人心弦。
大仲马这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辽阔的空间翱翔，并不是为了用骇人听闻的离奇事件耸人视听，也不是单纯为了制造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想通过情节，展开对生活的生动深刻的描绘，突出小说的社会主题。
第二，严谨的结构。
严谨的结构首先表现在情节的处理上。《基度山伯爵》情节复杂曲折，一环套一环，但并不显得零乱。作者在组织主干情节时，巧妙地穿插了大量枝叶情节。如果结构组织不好，主干情节就被大量的枝叶情节所淹没，以致破坏作品的完整性。难能可贵的是，《基度山伯爵》避免了这种弊病。在大仲马笔下，大量的枝叶情节都同主干情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从31章到38章，小说突然改变了环境，转到意大利的罗马，大量篇幅用来描写两个巴黎贵族青年到罗马过狂欢节和利用狂欢节进行活动的罗杰•范巴一伙绿林强盗。乍看似乎游离了主干情节，耐心看下去，这两个贵族青年之一的阿尔培，恰好是基度山伯爵的仇人马瑟夫的儿子。这样阿尔培被绑架的事件成了基度山进入巴黎上层社会的一条导线。但仅此一点，还不能说这段情节是十分必要的。直到故事末尾，邓格拉斯潜逃意大利，通过罗杰•范巴一伙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段枝叶情节才与主干情节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不可缺少的张本之笔了。
其次，严谨的结构还表现在线索的处理上。全书的中心线索是基度山扬善惩恶、报恩复仇。作品一开卷就引出几个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前面四分之一的篇幅写主人公的被陷害，后面四分之三写主人公如何复仇。写复仇又分三条线索，开合自如，有条不紊，各自保持一定独立性，最后交汇在一起。
再次，严谨的结构又表现在悬念的设置上。
我们知道，情节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悬念，能否组织好悬念，是评价一部作品结构是否严谨的标准之一。美国电影导演谢尔曼说：“影片中应有悬而未决的矛盾，应有观众感兴趣的涉及人的矛盾。矛盾形成越快，问题就越严重。如把人物置于危险之中或在他们之间制造一场感情的纠纷，那么观众的兴味也就更浓。”《基度山伯爵》的悬念设置就是这样，它不但善于平地生浪，悬念形成快速急遽，而且不断有新的因素加入，使之贯穿整部作品的始终，持续不断。
作品一开始“埃及王” 号船气氛为什么那么低沉，谁能当上埃及王号船的船长，谁能得到漂亮的美茜蒂丝，这些悬念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没等到后面两个悬念彻底得到解释，邓蒂斯便蒙冤身陷囹圄，有出现邓蒂斯能否活下去的念头。直到邓蒂斯在牢狱中与长老交往，随后巧妙而有惊险的逃出地堡，觅到宝藏，这才把前面几层悬念结集起来。形成全书的悬念：邓蒂斯究竟采用什么手段报恩复仇？与邓蒂斯有关系的那些人的结果如何？这些问题，都是读者迫不及待地想找到答案的，作者也就是利用这些悬念，紧抓住读者心理，一环连一环，扣住读者心弦，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向他所设计的惊心动魄的社会生活的图景之中。
第三，精巧的构思。《基度山伯爵》的浪漫主义特色除表现在曲折离奇的情节、严谨的结构之中外，还表现于精巧的构思。
精巧的构思表现在人物关系的安排上。孙梨统治在一篇“关于长篇小说”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赞美《红楼梦》的中心事件在结构中的作用：“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一大石，不只附近的水面动荡，摇动荷花，惊动游鱼，也使过往的小艇颠簸，潜藏的小鸟惊起，浪环相逐，一直波及四岸，投石的地方已经平息，而它的四周仍动荡拍击不已。”因为中心事件是为人而设，所以我们用这段话来形容人物关系的安排在表现《基度山伯爵》的精巧构思中的作用更为恰当。我们只分析一个人物——贝尼台多就可明白这一点。
书中最先接触贝尼台多的是基度山的管家伯奥西尼，他为了给哥哥报仇，准备谋杀检察官维尔福，结果却引出了维尔福与邓格拉斯的私生子贝尼台多。以后，基度山伯爵又使逃犯贝尼台多变成卡凡尔康德少校的儿子，并把他介绍给了邓格拉斯的女儿，而贝尼台多和裁缝卡德罗斯既是同谋犯，尔后又成为谋杀后者的凶手……看，人物关系如此错综复杂，正如：“常山之 蛇，击尾则首动，击首则尾动”，作者抓住贝尼台多这一人物，牵一动百，让基度山伯爵大有用武之地，使整个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层层相通，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所以贝尼台多一出场、一举手、一投足，就会引起几十双眼睛的注意，有人惊奇，有人恐惧，有人得意。他在同欧琴妮•邓格拉斯签订婚约的那天被揭露、被追缉，这就轰动了整个巴黎，使邓格拉斯名誉扫地，欧琴妮羞难为人；贝尼台多在法庭上的一席话，更是一个晴天霹雳，震晕了邓格拉斯夫人。基度山伯爵抓住这一箭，一下子就射中了三、四各目标。
另一方面，《基度山伯爵》的构思之精巧还表现在人物关系的转换上。作家让人物以各种身份出现而不露人工痕迹。小说中的邓蒂斯在化装为基度山伯爵后，又曾以辛巴德水手、威玛勋爵、罗马银行高级官员和沙布尼长老四种不同身份出现。在化装为沙布尼长老时，用了巧妙的推断方式：邓蒂斯谎说自己是沙布尼长老，还当过“死去的邓蒂斯的遗嘱执行人”，为使对方相信，他提起“邓蒂斯生前的四个朋友”，对方认识那四个人，相信朋友的事是真实的，于是错误得推断他是沙布尼长老了。在化装为辛巴德水手时，有采用了抓住对方提出的疑点，以针锋相对的答话迷惑对方的方法。这样以不同的手法构成人物关系的转换，反映了作家精巧构思。
二
《基度山伯爵》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表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一，运用对比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恩格斯说：“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马恩选集》四卷344页）绘画用黑白相间的颜色构成阴影和光亮的画面，音乐用高低音、长短音组成和谐的曲调，没有对比就没有绘画和音乐。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强烈的光芒对比，可以创造多姿多彩的人物画廊。雨果说：“如果删掉了丑，也就是删掉了美。创造性就是由两个方面所组成的。在《基度山伯爵》中，首先是正反人物关系的对比。例如邓蒂斯被诬入狱、家破人亡的遭遇与弗南、邓格拉斯、维尔福之流的飞黄腾达的对比。其次是两种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鲜明对比。如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米兰公爵欢喜异常、一心盼望第二次复辟，法利亚长老则悲观失望，他的头“无力的垂到胸前。”再次，还有同类人物中思想性格的对比。如三个反面人物灵魂同样丑恶，但各有不同特点：邓格拉斯与维尔福同是阴险，但邓稍微显露一些，维则老奸巨滑。而马瑟夫比起他们来较为赤裸裸，并且具有流氓习气。再拿邓格拉斯夫人和维尔福夫人来说，虽然两人都贪财，但维夫人心狠手辣，谋财害命，而邓夫人卑琐猥亵，以出卖色相来谋取钱财。有如摩莱尔和谋梯埃两人有相近的政治信仰，而且心地都很正直，但两人性格颇不相同：摩莱尔热诚，谋梯埃刚烈。
第二，场面中显示英雄本色。浪漫主义作品要表现对未来的美好理想，就必须创造理想的英雄，在人类的灵魂中再燃起理想。作家笔下的理想形象不同于抽象理想的化身或虚浮夸张的幻影，而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个性鲜明的昂然人物，人物的英雄本色常在惊涛骇浪的场面中或生死关头的考验中表现出来。在《基度山伯爵》中，大仲马精心设计了邓蒂斯逃出死牢的场面，他钻进麻布口袋假装死尸，被抬去水葬，“当他落水的时候，他发出一声尖叫，那喊声立刻被淹没在浪花里”。缝着的口袋和脚上拴着的三十六镑的铁球，使他沉入海底。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割开绳索，“使劲一跃，升到水面”，向海岛游去。这一惊险场面，使小说在强烈的戏剧性瞬间，显示出夺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邓蒂斯的形象，是人类不屈意志和伟大力量的体现，他在与大海的斗争中是英雄，在与仇敌、与邪恶势力的社会斗争中也是英雄。
三
以上谈了《基度山伯爵》在结构作品和人物塑造上的浪漫主义特色。当然《基度山伯爵》不是单纯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还借鉴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也不足为怪。1830年《欧那妮》这部浪漫剧上演胜利的时候,奠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地位的《红与黑》也在同年发表. 而大仲马在1844—1845年间创作《基度山伯爵》时,标志着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巅峰的《人间喜剧》第一卷已经出版了两至三年了。这些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营养无疑滋养了大仲马的小说创作。作者对邓蒂斯住的黑牢的描写，就是非常客观的现实主义描写。他十分具体细致地描绘了这个位于地中海上的小岛监狱的阴森可怕，读者仿佛置身其中，看到主人公如何在他的牢房中活动。为了描写这一环境，大仲马曾经亲自游历过这一地方。他说：“有一件事我是不会贸然去做的，这就是我没有见过的地方，我不会写到我的小说和戏剧里……为了写作《基度山伯爵》，我又到卡塔兰和伊夫堡去过。”黑牢的环境写得这样真实，是同作者的实地观察分不开的。
另外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无辜受害者的遭遇，揭露谴责了复辟王朝的黑暗政治。人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法国公民的“人权”是没有保障的，尽管在1871年革命后,大资产阶级的立法会议就公布了《人权宣言》.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还有几处,限于篇幅和论述重点，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基度山伯爵》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现实主义因素是并存的。高尔基曾说：“在伟大的艺术家的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可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一些国家优秀文学的突出特征。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学出现以前，象《基度山伯爵》这样包含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因素的作品却并未出现过。这是因为那时还缺乏二者结合的社会条件。如果用中国古代传说“四灵”中的“龙”和“凤”来比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进步的创作方法的话，那么，象《基度山伯爵》这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的作品就可以用“龙飞凤舞”的境界来概括其艺术特色。
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和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一种崭新的文学，即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学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样的作品的艺术特征就可以用“龙凤呈详”来取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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