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较有影响的教育思潮有：
1.平民教育思潮
2.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3.职业教育思潮
4.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5.科学教育思潮
6.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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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教育思潮详细内容：
1.平民教育思潮
平民教育是“五四”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教育思潮。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平民教育思潮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5年，陈独秀在
《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要“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从而确立教育的“惟民主义”方针，要求一切学校教育机关向全民开放，使“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均能进学校读书。
俄国十月革命后，
李大钊提出了无产阶级的
平民主义，或“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要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主张无论是什么人，都应无条件地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力。 1919年3月，邓中夏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1919年10月，北京高师的部分教职员和青年学生，在杜威来华讲演的影响下，组织了“平民教育社”，以研究、宣传、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并创办
《平民教育》杂志，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政治，明确提出平民教育就是要“教国民人人都有独立人格的与平等思想的教育”。
1920年，晏阳初归国后，在上海、长沙、烟台、杭州、嘉兴等地作了大规模识字运动的试验，轰动一时。 1923年8月，由朱其慧、
陶行知和晏阳初发起，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全国平民教育大会，会议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此后，总会通过各地分会在全国20多个省市开办了大量“平民学校”，设立了许多“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还设立了广播电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1925年以后，平教会工作逐渐向农村转移。1929年秋，平教会总部也由北京迁往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逐渐为乡村教育运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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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工读主义思潮也是“五四”时期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这一思潮与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实现一种理想社会人生的追求。基本内涵有：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工学兼营、工读互助、手脑并用等。倡导工读主义教育的人，也比较复杂，有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教育家，也有空想社会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将工读主义教育思潮推向了高潮。在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中，有部分先进青年学生把工读主义教育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积极地组织工读主义教育团体进行实验。1919年2月，北京高师部分青年学生发起组织“工学会”，倡导“工学主义”，主张“要把工和学并立，作工的人一定要读书，读书的人一定要作工。”他们认为求学和作工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活动，不应该有尊卑贵贱的区别。他们强调“工”应该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学”是为了求得作工的知识，所以，工离不了学，学更离不了工。为了宣传、研究和实践工学主义，工学会出版了《工学》月刊，办起了石印组、木版印刷组、照相组、打字组、雕刻组和书报贩卖组，计划每周24小时上课，24小时劳动，12小时自修。由于得不到学校的支持，这个工学计划，未能实现。
1919年底，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祈在北京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试图通过“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进而实现一个“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工读互助团试行了“共产”的“新生活”。团员本着各尽所能的精神，每天作工四小时以上，作工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生活必需的衣食及教育费、书籍费、医药费由团体供给。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不久，
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地也陆续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或类似的组织。工读互助团运动虽轰动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团体薄弱的经济基础与按需分配的尖锐矛盾，以及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这种由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思想杂糅的工读互助生活，很快宣告破产。
“五四”时期的各种工读主义运动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宗旨，但都促进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借工读主义探索新生活、新社会，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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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教育思潮
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演化而来的。1911年，陆费逵在《世界教育状况序》中提出：“吾国今日亟宜注重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认为“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1913年，他又在
《中华教育界》上发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提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这些是中国近代早期的职业教育主张。从1915年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多次提出推行职业教育的议案，早期倡导实用主义教育的人士大多转而提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思潮逐渐形成。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将“职业主义”列为四大新教育方针之一。 1916年9月，江苏省教育会率先提出了“实施职业教育方法案”，并成立全国第一个省级“职业教育研究会”。
1917年5月，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人士40多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在此全国性机构的推动下，职业教育思潮迅速蔓延东南、华北、华东和
华中地区，其影响波及全国各地。在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中，职业教育占有了重要地位。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职业教育思潮逐渐趋于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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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教育思潮，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倡导者众多，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美国教育家杜威。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民国初年经
蔡元培等人的介绍而为中国教育界所认识。1919年5月1日，杜威应北京大学、中国公学、江苏省教育会等单位的邀请来华讲学，在华滞留达两年两个月，足迹遍及南北14个省市，讲演200多次，并在北京高师、南京高师作系统的学术讲演。 杜威的历次讲演在京、沪各地报纸逐日发表。北京《晨报》出版社将杜威在北京的七大演讲中的前五种汇集成
《杜威五大讲演》出版，两年内印行了十几版之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从1919年9月至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杜威来华讲学为契机，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发展到顶峰。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之所以会迅速地兴起，主要是因为杜威的学说正适应了20世纪中国教育转型的客观需要。杜威宣扬的“教育万能论”，进一步强化了在中国近现代许多教育家中广为流传的“教育救国论”。同时，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从做中学”等教育主张，也很适应当时中国教育界改革传统教育种种弊端的教育改革的要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一教育思潮促进了中国教育界教育观念的很大转变，对教育与儿童、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等关系进行新的理性思考，使中国教育逐渐摆脱封闭僵化和形式主义的传统模式，成为注重儿童的发展，面向社会生活，以造就现代人为目标的新教育。在教育制度层面，也使得中国近代学制由最初的以日本、德国学制为蓝本，转而移植美国的学制系统，1922年的新学制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都明显地表现参照美国学制与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影响的痕迹。此外，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改革实验盛行一时。西方进步主义教育中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新方法，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葛雷制、德克乐利教学法等，先后在中小学试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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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教育思潮
科学教育思潮是“五四”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新思潮。科学教育发端于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艺教育，但西艺教育偏重于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忽视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培养，尚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科学教育。近代首倡科学教育的是启蒙大师
严复。严复虽未明确提出“科学教育”一词，但他阐扬以科学知识为教育内容，科学态度在于善疑慎言，科学方法是在于反复试验中求得定理定律，科学效用在于辨明是非等方面，已开科学教育之河。 1914年6月，任鸿隽与
赵元任、胡明复等留美学者在美国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 并于1915年1月刊发《科学》杂志，倡导科学教育。任鸿隽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揭明了“科学教育”真义，主张将科学与教育相联系，并阐释了科学教育与人生、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教育与文学、科学教育与审美及美术等各方面的关系，为科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科学教育思潮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倡导科学教育的主要流派有：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倡导以科学内容尤其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渗透到学校教育之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以科学为思想解放的武器，通过文化反思倡导科学启蒙；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此作为解决一切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五四”时期科学教育思潮的涌起，更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来华讲学时倡导科学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继杜威之后，孟禄、推士等人也应邀来华进行调查和考察，对改进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为中国科学教育思潮注入新流。
“五四”以后科学教育的重点移至科学精神培养上，并把教育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提出了教育科学化的口号。教育及心理测量、智力测验、教育统计、学务调查等在20年代的教育界成为十分盛行的研究方法，受到普遍的重视。新教学法，如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等的研究与实验在中小学得以开展。高等学校尤其是师范院校中培养教育学科专门人才的学科和专业开始设置。科学教育思潮开启了中国20世纪教育科学研究与实验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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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一种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萌芽于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和国民教育。 1907年7月《东方杂志》刊登《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极力推崇国家主义。民国初年讨论教育方针时，有的教育家提出相对国家主义教育观点，主张教育以国家根本利益为中心，统一教育宗旨，统一教育计划，统一行政管理和统一学校教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从德国的战败认定“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破产，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弘扬民主和个性自由为主旨的教育观念的影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一度沉寂下来。
1922年以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再度兴起，以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等人为代表，大力倡导国家主义教育，其主要观点大多是以爱国主义为标榜，主张以国家为中心改革当时教育的流弊，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提倡教育机会均等，倡导普及义务教育，将教育完全统一于国家集权控制之下。为维护教育主权的独立与统一，反对任何党派、私人、地方、教会的教育和外国殖民教育，将教育权收归国家，使教育真正成为一种国家办理或监督的事业。这些观点在当时国内军阀专权，战乱频繁，外国列强侵略加深，民族危机严重的社会背景下，颇合教育界人士之心。这一思潮于1924—1925年间臻于极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促成学校中军国民教育和爱国教育的加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明令禁止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由此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