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由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人在当时那个时期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的歌曲，流传至今，业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音乐作品。那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为何那么欣赏和喜爱这首与他当年的沈阳之行有关的歌曲呢？
对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过程，多年来，劫夫的夫人张洛和其女儿李青等都有比较清楚的记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霍长和撰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如今，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进入“知天命”年轮的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当时，他被迫作出“检查”，产生了不如去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念头。而心情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也影响了歌曲创作，他在那两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是在1962年春天。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在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一扫肃杀郁塞之象的百卉昭苏的那个春天，正在为毛泽东诗词继续倾心谱曲的劫夫，觉得心中袭满了慷慨悲壮的美感。在那些日子里，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出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自此，表达这一战歌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迹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动。
把异常复杂的情感用比较明快的歌曲表达出来，并不容易。劫夫这首讴歌新的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并没有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一些歌曲那样顺口而出，一气呵成。此外，是否应当写出这样的歌曲拿出去发表，他依然有些拿不太准。春去夏来，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著名音乐家安波，听到劫夫的话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奋，当即鼓励劫夫，说他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这在思想和精神上，坚定了劫夫把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事有凑巧。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劫夫随同安波赶回沈阳几天后，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夤夜长谈。应当说，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夤夜长谈，使得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创作得到脱胎而出。 据有关人员回忆，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委主要领导人一同来到沈阳，从5月29日起主持召开有东北局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调整会议，先后在沈阳停留有18天。会后，周恩来等人又去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
两场文艺演出是在工业调整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还有安波在晚会现场介绍与他见面的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在简单地吃点夜宵之际，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在交谈时，肩负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来的感情分外激动。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当时，他异常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由于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听完周恩来的谈话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养所。劫夫当时听了共和国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到了临时安排的房间，依然睡意全无，一再向同样激动难眠的安波表示，周总理的谈话，对他教育和启发很大，他一定要以周总理的谈话精神为宗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精神，并决定把周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等原话用到歌词里，直接把周总理倡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来。据说，就在两人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
种种情况表明，意外得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夤夜长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一蹴而就，水到渠成。《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反而成了劫夫分外心重、精雕细琢的音乐作品。那一年，劫夫一面反复琢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词曲，一面从正在谱曲的毛泽东诗词中汲取营养，并在那年冬天顺利地谱出木青作词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配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歌曲。据林成敦在1983年第2期《音乐生活》发表的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诞生与特色的《唱而不衰 析而见长》一文回忆，《我们走在大路上》初稿的歌名和第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的曲子也有点拗口，不利于音乐表现。当时，劫夫在家里试唱时，有人提出，能否把句子再简练些。后来，劫夫经过多次修改，去掉了“宽广的”这一形容词，才把歌题和第一句词都精练成“我们走在大路上”，使歌名显得异常明了、响亮，起句的旋律也可颇有气势和勃勃生机地喷口而出了。时至1963年春天，劫夫在赶写一些歌颂雷锋的歌曲前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终于瓜熟蒂落，脱颖而出。经过反复修改和凝练，他加上了强调主题和气势的副歌，自己反复吟唱，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在感到可以比较圆满地交卷以后，才将其拿给省内有关报刊，并把成稿带到北京，交给了《歌曲》杂志。著名音乐家吕骥等对之略加斟酌、改动，主要是把“毛泽东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使之在《歌曲》杂志迅速发表出来。上口易记的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以后，迅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很快就唱遍了祖国大地。《我们走在大路上》，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几年人们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以后，劫夫的歌曲创作得到了周恩来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分外关注。劫夫是在1966年4月1日再次见到周恩来总理的。当时，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劫夫和夫人张洛，与军旅歌词作家洪源一起在3月28日由北京赶到了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前线。4月1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到邢台地区地震灾区，视察灾情，慰问受灾的干部、群众和抗震抢险的部队官兵。劫夫有幸到直升飞机落地之处亲自迎接周总理到来。据《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记述，那天，周恩来一见到劫夫就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着，还当场唱了几句。嗣后，周恩来又鼓励劫夫多创作一些表现当地老百姓战天斗地的精神，鼓舞抗震救灾斗志的歌曲。周恩来在邢台地震灾区表示的赞扬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几句话表明，《我们走在大路上》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他当年在沈阳与安波、劫夫夤夜长谈的精神实质，也完全体现和反映了中国人民应有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路上”的革命精神和时代风貌。可惜，周恩来在那几年都在那些场合唱过《我们走在大路上》，已经很难追述了。
《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某天，李劫夫打开收音机，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歌曲《小路》。李劫夫对他的夫人张洛表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走小路，人民应该走大路。之后1962年，周恩来总理同中央部委领导来沈阳开会。辽宁省委为他一行准备了晚会。晚会结束后，总理邀请时任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作曲家安波和李劫夫一同到他的住处谈话。总理向他们讲述了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总理表示大家要相信党和国家能够带领人民继续前进。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两点多，李劫夫对此触动非常大，于是他按总理讲话的精神进行创作，要把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用到歌里，他还写了一个副歌。歌名《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就定了下来。
歌曲鉴赏
这是一首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结构简单，旋律积极向上，节奏铿锵有力，激情澎湃的歌声响彻中国大江南北。该曲唱出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理想、披荆斩棘把社会主义建设好的坚强信念。唱出了全体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建设社会主义大路上阔步前行的豪迈气概。该曲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歌，更是鼓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前进。
歌词赏析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革命红旗迎风飘扬，
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
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我们的道路洒满阳光，
我们的歌声传四方，
我们的朋友遍及全球，
五洲架起友谊桥梁。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
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2019年6月，该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中文名
我们走在大路上
填词
李劫夫
谱曲
李劫夫
编曲
李劫夫
音乐风格
民族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某天，李劫夫打开收音机，听到电台正在播放歌曲《小路》。李劫夫对他的夫人张洛表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走小路，人民应该走大路。之后1962年，周恩来总理同中央部委领导来沈阳开会。辽宁省委为他一行准备了晚会。晚会结束后，总理邀请时任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作曲家安波和李劫夫一同到他的住处谈话。总理向他们讲述了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总理表示大家要相信党和国家能够带领人民继续前进。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两点多，李劫夫对此触动非常大，于是他按总理讲话的精神进行创作，要把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用到歌里，他还写了一个副歌。歌名《我们走在大路上》也就定了下来。
2、很多人都相信，如果幸福不在路上，就一定在路的尽头。
3、要么学习要么旅游，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4、生活是一段奇妙的旅游，就在那一去无返的火车上。与那些新人和旧人们共同经历吧！也许这就是一个人无法抗拒的命运，有你、有我、也有他。
5、健康的才是美丽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常新的才是迷人的，平凡的才是伟大的，坚韧的才是长久的，真实的才是永恒的。
6、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停止跳动。
7、在向山靠近一点，才发现这座山，好象一位诗人遥望远方，等待故人的归来。山上的树，大多数是松树比较突出。松树亭亭玉立的耸立在周围小草小花的中间，仿佛松树就是一位威风的将军，守护着国家的国民。
8、我想一个人旅游，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看着一群群倦鸟返巢，然后想起远方等待的家人，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暖，可以立刻回家，回到家人的怀抱，也可以继续行走，出发上路。
9、一个人旅游，不理会繁杂的琐事，自由自在地，去体验一个城市，一段故事，留下一片欢笑。
10、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无言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前。
11、女孩子就应该学习，或旅游，要么心在路上，要么身在路上。
12、再怎么风光明媚的自家山川，总有看腻的时候，不论何等荣华的身份，也会有想更换的念头。旅游，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从自身的禁锢中放心地飞出去，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我，歇够了，再飞回来，继续面对自己的人生。我想，这就是旅游的真义吧。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中广联合会副会长张丕民、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以及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燕南，中宣部学习出版社社长董俊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副主任肖党荣，中宣部对外推广局影视交流处处长孙海东，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中央新影集团董事长姜海清等相关部门领导和嘉宾出席活动。此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网络司和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等代表出席。
“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系列推选活动”由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纪录中国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捷致开幕词，由中国纪录片网负责人兼纪录中国秘书长张延利主持。
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被评为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作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节目部副主任、《我们走在大路上》总导演闫东被评为2019年度特别贡献人物。
“重大题材，宏大叙事，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坚持“政论情怀、故事表达”，歌唱祖国、礼赞时代，深入反映共和国70年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感人故事和重要事件，呈现亿万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懈奋斗谱写的壮丽史诗 。既客观反映了历史的进程，又注重接地气的故事表达，既讲述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反映出千千万万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巨大变迁。”
——《我们走在大路行》颁奖词
《我们走在大路上》撰稿人之一邓建永被评为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纪录片撰稿人，可谓三喜临门。
《我们走在大路上》撰稿人之一邓建永(中)
凝聚中国精神、展现中国特色，观照现实、突出故事，着眼于‘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的主流化、精品化、年轻化表达正在成为新时代国产纪录片创作主要潮流。期待未来中国纪录片的主流创作者们能发现和创作更多精彩的内容和更多优质的作品，用精品化创作，不断推动新时代下纪录片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