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 本书旨在叙说中国的近代历史，笔者想以一个设问作为开端。看到本书的人们，对书名中的“近代”一词会产生何种印象？ 多数日本人对“近代”（modern）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比如，它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联想到那些身着西装披头散发的形象，铁道、砖瓦造的欧式建筑，乃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学校等等。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人带来了富裕和舒适的生活。 那么本书所叙说的中国又是何种境况呢？汉语里，至少在回顾中国历史时，“近代”一词往往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因为，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是一个屡受外国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 比如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雏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而未采用“近代”一词。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据中国官方的时代划分法，即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其后为现代史。而由这种划分就可见，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屈辱的历史、是抵抗侵略的历史。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终于可以一洗近代以来所饱尝的屈辱。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如曾经的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一样，成为中国人切身感到新时代来临的纪念碑。 诚然，对过去的清算决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现在的中国，其过程还未完结。2001年围绕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内容而再度引起关注的教科书问题，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等，这种不时趋于紧张的日中关系揭示了苦难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共有的“负面的记忆”。 本书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这一时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但是如何评价这一尝试，中国史学家们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其原因首先要从现代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激荡中寻求。 日本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缘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给予了一直轻视中国、不愿正视侵略事实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于是日本人试图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发现一种可能性，即与经受了1945年战败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放在了阐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当时日本批判冷战体制下军国主义的复活与推动社会民主化这一政治课题之下开展的。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革命运动史，往往带有以“对革命作出贡献，或反对革命”为善恶标准的成见，并不注重实证性的分析。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此前的中国对日本来说就仿佛是“从未见面的恋人”，是一种隐藏于面纱之下的神秘存在。因此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难免流于背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交流的正式启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了巨大变化。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迫害等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问题被公开研究和讨论，以革命胜利为顶点的历史范式受到了极大震撼。进而，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落后”实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化的榜样，而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不再是革命带来的新社会，而是革命之后依然传承下来的、带有传统特质的社会。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所以，特别是近代史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运用了日本所不能见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但是，即便这种重新勾画中国近代历史景象的尝试，现在看来也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尝试从反对既往的主流的农村革命史出发，把重点从革命与农村转移到了改革史与都市史的研究之上。诚然，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厘清，但其结果也不外乎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如果苛刻地说，这些不过是毛泽东革命路线转换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尝试针对单个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却没有提出一个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总括性的历史框架。这也是当今所有学术领域的共通问题，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领域的过分细化，因此很难产生能够概括这些领域的具有远见的结论。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2003年10月，纽约传来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岁。继张学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场人物均已离世。 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访中，以精神焕发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呼吁日本年轻人了解中日之间的不幸历史，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们记忆犹新。在中国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最后的当事人张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们从现在开始冷静评价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呢？本书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众所周知，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南方为水稻种植区，人们以大米为粮；北方则以小麦、面食为主。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与香港、广州人所讲的广东方言更互不相通，犹如两国语言。延伸到地平线的平原地区、被干燥的黄土地所覆盖的华北大陆，与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临海与外国相通的开放的华南地区，遑论风景，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各自相异。或许也可以说两地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与南来之风一起开始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一幕。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从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之中，如同凤凰般涅槃的中国，无疑为生活在不透明的时代的我们带来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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