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当身穿官袍官靴,手持圣旨的皇甫遵,带着两名御史台的兵士,气势汹汹来到湖州府时,苏轼非常害怕,不敢出去。祖无颇安慰他说:“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还是要出去应对吧!”宋朝惯例,调任官员要向皇帝上表致谢,苏轼也不例外,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篇谢表,然而,正因为这篇谢表,引出了一场惊天大案。
苏轼在谢恩表中被人断章取义,污以不实之词,如:“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系狱五个月后,案件终于做出终审判决。苏轼因“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据说“新进”一词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因而得罪了小人遭此文字狱。
苏轼很不满王安石的变法,苏轼最后的牢骚,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才是重点。但他并没有用什么好的方法去表达他的意见。他上书几次陈述自己反对变法的主张未果之后,作为替朝廷管理一方人民百姓的基层干部,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除了基础建设、给百姓做裁判外,就是稳定民心。至于改革的好坏,不是这两个职位的人该去评论的。你只须把人民百姓生活的现状如实反映给朝廷就好了。将他的不满发泄在自己的诗词之中。这导致他成了大宋第一愤青。
有可能是苏轼上疏的额内容被皇帝认为论点不明确、论据不充分(这点我不敢肯定,因为没有研究过他的这份上疏),一次不予理睬;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而苏轼的声音比较高,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