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13
德国诗人海涅生前四面受敌，认为自己更像是一名忠实的士兵，曾说：“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而同样多“怨敌”的鲁迅，也是一名战士，将杂文当“匕首”和“投枪”，他在杂文《死》中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海涅一样，都是至死亦要战斗的战士。所以，鲁迅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坚韧不拔、至死不息的战斗精神。
当然，除了世人所熟知的战斗精神，鲁迅还有许多其他可贵的精神，在亲友眼里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艰苦朴素的精神
鲁迅的朴素和吃苦精神是出名的，从她的爱人许广平和他的友人们对他的回忆文章中就可见一斑。譬如，经常向鲁迅先生催稿的孙伏园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他从未沾染丝毫。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一天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是30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于是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时，偷偷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但万不料竟被鲁迅扔出来了。”
当孙伏园按老太太的意思想劝一下鲁迅先生时，鲁迅却这么回答他：“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作为与鲁迅朝夕相处的爱人，许广平对鲁迅的艰苦朴素无疑感受最深，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一文中，她的描述让人落泪——
“他对于衣服极不讲究，也许是一种反感使然。据他自己说，小的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必时常监视警告，于是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宁可穿得坏些，布制的更好。方便的时候，臂如吃完点心糖果之类，他手边如果没有揩布，也可以很随便地往身上一措。初到上海的时候，穿久了的蓝布夹袄破了我买到蓝色的毛葛换做一件，做好之后，他无论如何不肯穿上身，说是滑溜溜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这件衣服转赠别人，从此不敢做这一类质地的衣料。直到他最后的一年，身体瘦弱得很，经不起重压，特做一件丝绵的棕色，湖终长袍，但是穿不到几次，就变成临终穿在身上的尸衣，这恐怕是成人以后最讲究的一件了。”
二，爱打抱不平，乐于助人的精神
鲁迅先生的爱打抱不平，最突出的表现，应是在“八一三”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部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和景宋女士（即许广平）也是在那时相识。其时鲁迅是教育部佥事兼任女师大的讲师，而教育部长是章士钊。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时，鲁迅和许季、沈兼士、马幼渔等就为女师大打抱不平，一道起来反对，于是乎鲁迅被章士钊撤职。郁达夫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他一面向行政院控诉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尤以对陈源（伯通）教授为最烈。……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时候的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至于鲁迅的乐于助人，主要体现在对后进青年无微不至的提拔上。郁达夫亦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这样描述：“《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对于鲁迅无私助人的品格，倍受感染和触动的巴金曾这样感慨：“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每次看见他，我就不住在心里说这样的话。他从来不对人说教，不板起脸教训人，他只是关心人，他愿意拿出自已的一切来帮助人，使人进步，使人向上，便人变好。站在他面前，你觉得你接触到一个光辉的人格，他的光芒照透了你的心，你的一切个人的打算都消失了。”
三，埋头苦干，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鲁迅说：“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尤其他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最是让人动容。
巴金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中说：“先生做工作，事无大小，一样地严肃对待，不论写文章译书，他选择一个字，都不肯马虎。他编印一本书，批格式，看校样，设计封面，也都常仔细。书印好后分送朋友，连包扎也要自己动手，而且一点也不苟且。”
鲁迅做事井然有序，其认真、苦干的精神曾给郁达夫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郁达夫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材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一名义上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项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稿，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为实现理想，要做的事很多，鲁迅除了自己埋头苦干，也一直在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他希望能找到100个像他自己一样的人。许广平在回忆录里这样说——
“孔子的‘栖栖遑遑’，是为的周游列国，想做官，来达到他改革社会的理想。而鲁迅也终日‘栖栖遑遑‘地‘席不暇暖’，却为的是人手少，要急着做的事情正多，他以一当百还嫌不够，时常说：‘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所以一面自己加紧工作，一面寻求精神的战土。”
为寻求到“精神的战士”，鲁迅毫不吝啬自己宝贵的时间接待上门求教的青年，因而他的时间需要“挤”才够用，所牺牲的就是自己睡眠的时间，他日后的健康受到影响，应也与睡眠不够有关。照顾他生活起居的许广平可谓是体会最深，她以感人的笔触，在回忆录这样写道——
“有些青年是那么热切地登门求教。在北京，我所见到他的寓所，是时常川流不息地一批去了又来一批，甚至错过吃饭的时间来陪客的。自然这其中也许有些不过是来听听他的幽默谈话，博得轻松的一笑而去。这当然对于他是一种损害，但更不乏至诚至正地来求教。他绝不忍为了宝爱自己的光阴而拒却过。有时谈兴正浓，他反而会留你多坐一会。诚挚而又沉潜，久之意气相投，和他共鸣的精神战士，以他做轴心，而放散到四面八方的不知凡几。”
“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10~12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2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体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枝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有时写兴正浓，放不下笔，直至东方发白，是常有的事。在《彷徨》中的《伤逝》，他是一口气写成功的。劝他休息，他就说：“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又说：“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的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
鲁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工作，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中说：“直至17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
鲁迅的一生，是可敬的，伟大的，他的精神，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民族魂”。但并不在乎这些名头的鲁迅却这样《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自嘲》，哪怕放在现在，仍没有过时，竟还能让现代人产生共鸣。但在共鸣之余，也唯有黯然叹息，更加缅怀鲁迅先生的那些可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