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货币中介目标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50 多年来，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及中介目标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以下过程：20 世纪 50～60 年代，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强调充分就业、经济 增长，一般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20 世纪 70～80 年代，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以稳定通货为主，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某些西方国家实行以反通胀为唯一目标的货币政策，放弃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监控方法，货币政策目标就是盯住要控制的通货膨胀。部分国家建立了以短期利率为主要操作手段、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目标，而不再依赖于其他中介目标。下面我们则以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为例分析其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基本上接受了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预算平衡案被通过。在新的财政运作框架下，联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过扩大开支、减少税收等传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作用。这样，货币政策就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工具。1993 年 7 月 22 日，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就是现在美国金融界的“泰勒规则”。其含义可简要表述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唯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泰勒认为，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泰勒规则”所确立的“中性”原则既秉承了“单一货币增长规则”的主旨精神，又比“单一规则”更具灵活性，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该规则将规则性和相机抉择为基础进行两种政策模式配合起来，相互协调，以规则性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以相机抉择来为货币政策增加一定的灵活性和应变性。货币当局一方面通过规则性的货币政策作用于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可通过微调操作进行渐进调整，在达到政策目的的同时，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减缓经济系统的震荡，因此该规则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并为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所接受。从1993年泰勒规则提出，美国宏观经济在通胀率和失业率“双低”的情况下持续稳定增长，以泰勒规则为理论指导的美联储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功不可没，从实践层面证明了泰勒规则的政策效果。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以及高盛投资公司众多学者的研究还表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操作与利率调控也基本上都是遵循泰勒规则或其演化形式进行的。以上种种表明，泰勒规则对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从“单一规则”向“泰勒规则”过渡，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规模日益增大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货币供应的定义和统计变得日益困难。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实践在 20 世纪 80 年代遭到的迅速失败并不出人意料。实际上，货币主义理论对于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从而货币供应量目标的适当性——也曾抱有怀疑。首先，货币当局所能控制的充其量只是基础货币，而决定着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杠杆——货币乘数，并不是货币当局所能控制的，它取决于商业银行意愿持有的超额准备率和公众意愿持有的通货比率；其次，由于物价水平的涨跌变化会影响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在通货膨胀期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较高，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加快的趋势，反之货币流通速度则会降低，从而导致面对相同的货币供应量水平在不同的经济景气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名义需求。
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以离岸金融和跨国银行活动为主导，国际上也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国际间资本流动与 70 年代相比有跳跃性增长，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增长更为迅速。这些资金流动对各国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而对宏观经济的运行，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货币当局从原来稳定货币增长的
“单一规则”继而转向 “单一规则”和以利率为指针的“泰勒规则”相结合的宏观调控。 英国从 1993 年开始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不再依赖于其他中介目标，而货币供应量指标只是作为对宏观经济金融进行分析研究的监测指标。i自从英格兰银行 1694 年建立以后的三百年里，英国的平均通胀率仅为 1.4%。但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胀率达到了 6%，并且在 1965 年至 1980 年间平均达到不下于 10.3%。
英国1945 至 1996 年间的通货膨胀面对如此严重的战后通货膨胀，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应该在长期内从通货膨胀和产出两者直接做出权衡。1970 年，货币总量目标被引入，先是面对宽口径的货币量，而后面对窄口径。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无法预期的变化导致了政府舍弃货币总量目标，转向汇率目标。在 1990 年，英国加入汇率机制，但在1992 年 9 月 16
日被迫放弃了会员资格。在这期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迅速积累。在离开汇率体系之后，英国需要建立新的货币政策基础以适应国内目标。1992 年10 月，在经过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的协商之后，宣布了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两个方面：（1）利率作为面对通货膨胀（控制在 2.5%以下每年）的直接货币政策目标；（2）英格兰银行作为设定利率的重要角色。这种变化增强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和开放性。在新政策公布的 10 个月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了 2.5%以下，在 1996 年底又达到 3.1%。至今，英国仍然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目标。 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在其货币政策手段和最终目标之间设置了两类金融变数：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如图：政策手段操作目标中间目标最终目标贷款政策银行间市场利率货币供应量稳定物价债券，票据买卖操作 支付准备金贷款增加额国际收支平衡准备率操作基础货币贷款利率相应总需求窗口指导70 年代以前，日本银行主要以银行同业拆放市场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同时也经常关注民间金融机构尤其是都市银行的贷款增加额。进入 70 年代后，随着世界金融形式的变化，主要发达国家都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利率转向货币供应量，受其影响，日本银行也将中介目标的重点转向了货币供应量。最初选择了 M1
作为主要中介目标，在 1979 年引入可转换大额存单制度后，就改为 M2+CD。这是因为： 1972 年后，日本发生通货膨胀，利率曾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活期存款是无息的，因而利率升降便引起活期存款同定期存款之间的资金频繁转移，使 M1 这个指标不稳定，而 M2+CD 包括了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 CD 等项，可避免这种不稳定性。M2+CD 较之 M1 与将来的收入和支出有着更为密切的因果关系。因为 M2+CD 能先于收入和支出变动，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产生影响。而作为中央银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与将来可能出现的收入和支出联系最密切的通货指标。80 年代中期，由于划分货币层次的复杂性和金融创新引起新的货币产生，日本银行对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注意力转移到一整套以金融市场为背景的金融变量上，这一时期，市场利率、汇率、资产价格、广义货币都被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其中市场利率日益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心，作为货币政策的指示器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如 1989 年和 1990 年，日本银行将市场利率的上升视为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刺激的结果。进入九十年代末，海外经济的普遍下滑对日本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更加提高了日本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作为应对措施，2001年，日本银行改变了主要的操作目标，从隔夜拆借利率转向经常性帐户未偿付差额，并且在物价停止紧缩之前始终保持这个政策。 虽然日本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影响有限，但对于低谷中的日本经济，还有具有很多积极影响。 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较为简单：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最终目标。1973 年前，联邦银行一直是把银行银根作为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体指标是自由流动储备，包括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商业银行持有的货币市场上的证券存量、短期外国资产及未使用的再贴现限额。把自由流动储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自由流动储备与银行信贷活动之间要有一个稳定的联系，也就是说联邦银行可以通过控制自由流动储备来达到控制银行信贷、影响货币量和整个经济活动水平的目的。这只有在商业银行需要依靠联邦银行来获得流动性的情况下，联邦银行的目的才能达到。在 70 年代前，这种条件是具备的。然而进入 70 年代后，欧洲货币市场的急剧发展壮大，为商业银行的国际融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便利，CD 市场的出现，行际关系的扩大，都使得商业银行得流动性来源渠道多样化。联邦银行不能再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来控制银行提供信贷量了。形势的变化使得自由流动储备作为中介目标有时会给货币政策的执行造成错误的信号。1973 年的石油危机及联邦银行一贯实行的紧缩银根的做法，导致市场上对贷款的需求很大，推动利率上升，储备额大增，商业银行为攫取利润尽力降低流动性比率来满足信贷需求，造成联邦银行对银行银根和货币总量失控，致使当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7%。进入七十年代后，德国保卫马克的政策目标受到威胁，银行认识到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比银行银根与实际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样，从 1974 年开始，联邦银行就把中介目标从自由流动储备转向货币供应量。在 1988 年以后，由控制中央银行货币存量转向控制 M2，可以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