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的评价？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家道中落，陷入贫困的境地。毛文龙“幼从学，习经生业[1]”，后见国势日危，效仿古人班超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边上历练，当了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游击，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二千里海岸线。八月，克复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性。不久，又收复了被李成梁放弃的宽奠、叆阳、大奠、新奠、永奠、长奠六堡，军声大振，升为副总兵。随后，以皮岛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朝廷升其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赐尚方剑，加都督佥事衔。八月，派遣部将张盘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九月，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受到了督师孙承宗的高度赞赏。十月，再命张盘收复复州、永宁。天启四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派部将林茂春收复旋城、传铁峪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即位，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派遣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攻打毛文龙和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而五胜[2]”，重创后金担任进攻主力的镶蓝旗，使之失去战斗力，两年后未能随皇太极南下。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说服后金大将刘兴祚归正，派部将耿仲明、曲成恩等悬师千里，深入后金要塞萨尔浒，与刘兴祚弟弟刘兴治等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大胜而归。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被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于双岛镇江大捷
　　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帝康熙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4]”，“归顺之民，绳绳而来[5]”，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 “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2]”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6]”御史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2]”
　　开镇东江
　　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镇江大捷”之后，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一度退入朝鲜。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3]”，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2]”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7]” 天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他说：“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2]”
　　收复金州和旅顺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为了解救百姓，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 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将解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用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5]”，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三十五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2]”，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明朝。 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局面。
　　牛毛寨大捷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2]”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著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二百六十有九[7]”，“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2]”，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8]”
　　收复复州和永宁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2]”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后金军只得撤走。
　　对辽西战场的支援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关内万家生灵的安宁幸福，皆赖于东江镇的存在。故而当时有人写诗称赞毛文龙说：“手挽东隅半壁安，漂流百战虏烽阑。” 如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5]”。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正月二十六日——正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还救根本。 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2]”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2]”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9]”，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三朝辽事实录》无比沉痛地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2]”
　　丁卯之役
　　天启七年（1627年）初，后金首领皇太极一面派遣方金纳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以疑惑明朝方面。一面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杜度、硕托，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攻打东江镇，以解决心腹之患。对于后金的出兵人数，袁崇焕说有十万：“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7]”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引贼俱换丽帽丽服[5]”，冒充朝鲜军围攻铁山。铁山都司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 随后，后金铁骑乘冬季冰坚，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派部将毛有见、尤景和等逆袭后金军。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东江健儿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毫无惧色，浴血奋战，双方互有杀伤，后金军强攻多日，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后金主帅阿敏见部队伤亡太大，占不到半点便宜，遂迁怒于朝鲜人，转而进攻朝鲜义州和安州，攻破城池，大开杀戒。得手后，又率大军移向朝鲜首都王京，准备灭掉朝鲜称王，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导敌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天启皇帝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天朝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深慰朕怀。丽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2]”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5]”，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而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困奴于银杏江[7]”，随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文龙自率兵出，大战，杀固山三、牛鹿八人，斩六千余级。[3]”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10]”，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丁卯之役”使得拥有数万骄兵悍将的镶蓝旗精锐丧尽，即使休整两年也未恢复元气，其余参战后金军也多有损失。是为明军与后金交战以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而这又是在明军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更加可贵。对此，登来巡抚李嵩评价说：“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毛帅之功于是不可著乎！[7]”、继任者孙国祯（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也认为：“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2]” “丁卯之役”是万历壬辰之役以来，大明雄师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参战明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全凭一念忠赤，一腔热血，以死尸为食，衣无寸缕地战斗在冰天雪地中！设伏出奇，力挫强敌，在华夏儿女抵御外侮的史册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职惟知尽忠报国，绝不肯偷身自免！[5]”——东江主帅毛文龙战时如是说，他亲冒矢石，身中数箭，犹死战不退！在毛文龙的激励下，东江健儿人人奋勇，与后金军舍身搏斗，鲜血染尽三千里江山。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都向欧洲人介绍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10]”，并说：“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10]” 朝鲜史料则认为是朝鲜民间的义军打败了后金大军，毛文龙坐困穷岛，毫无作为。
　　萨尔浒大捷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复派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2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9]”，刘兴祚率400骑兵于阵上投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 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位于后金大后方，是屯积粮草之所。毛文龙即遣大将耿仲明、曲承恩等，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哨兵，即行掩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与刘氏兄弟等胜利还师。 后金叛明以来，攻取明朝城池，大多依靠细作内应，入城之后往往屠城。至东江军“萨尔浒大捷”，则反而以内应攻破后金要塞，屠城以归。
　　对后金的反间
　　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间，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11]”，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11]”，甚至专门制定了法律，对于“毛文龙所遣来之奸细[12]”检举者重赏，包庇者严惩。 毛文龙还常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的猜忌、杀戮，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11]”天启三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因疑用疑，使其自相鱼肉[5]”，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崇祯元年，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他为了剖明心迹，将通书奏明朝廷，“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5]”，并奏陈自己的诱敌之计是“放还来鞑，诱彼要人。[5]”皇太极果然上当，派遣“汗之爱将[13]”固山额真可可及三名牛录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14]”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后金使者也对朝鲜人说：“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也。[13]”说明后金终于意识到了毛文龙的欺骗。 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 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则认为毛文龙与后金书信往来，是真通敌卖国，被袁崇焕斩是死有余辜。
　　性情刚烈，嫉恶如仇
　　毛文龙“用兵也严，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15]”，所以能够得到部下的忠心爱戴，以至于被害时，“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13]”。他为人正直，“于权要绝不肯馈遗[15]”，又嫉恶如仇，“见狐媚之徒，贱如犬豕，贪墨之辈，詈骂不禁，往往以此得过[5]”，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饷断于海外，谤满于中朝！[5]”
　　清正廉洁，不蓄私产
　　毛文龙尽管身为朝廷一品大员，却不置私产。史载：“毛将军揽外海外，遣妻子归故里，不载岛物产业奴婢，空空如也[3]”，“死之日，室无赢财。钱塘仅有父宅一区，山田二顷而已。[3]”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
　　耿介自守，不附权阉
　　魏忠贤专权期间，一些没有气节的大臣争相奉承，如辽东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7]”，并在奏折中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16]”，谀辞谄语，不堪入目。毛文龙却不肯阿附魏忠贤，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他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3]”
　　忠贞不二，以死明志
　　毛文龙对朝廷忠心耿耿，当袁崇焕伪造圣旨加害于他时，他误以为是皇帝要处死自己，毫不反抗，跪而请死。 明恭顺侯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17]” 意思就是说： 袁崇焕说毛文龙跪着请死，可见他从容就义，忠于国家的法律。如果毛文龙有二心，肯定会目无法纪，怎么会跪着受死。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如果他也说我有圣旨要杀袁崇焕，袁崇焕如何自保？幸而毛文龙对国家一片忠心，并不以白刃临颈而动摇。

Answer 2

治军品行
性情刚烈，嫉恶如仇
毛文龙“用兵也严，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15]”，所以能够得到部下的忠心爱戴，以至于被害时，“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13]”。他为人正直，“于权要绝不肯馈遗[15]”，又嫉恶如仇，“见狐媚之徒，贱如犬豕，贪墨之辈，詈骂不禁，往往以此得过[5]”，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饷断于海外，谤满于中朝！[5]”
清正廉洁，不蓄私产
毛文龙尽管身为朝廷一品大员，却不置私产。史载：“毛将军揽外海外，遣妻子归故里，不载岛物产业奴婢，空空如也[3]”，“死之日，室无赢财。钱塘仅有父宅一区，山田二顷而已。[3]”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
耿介自守，不附权阉
魏忠贤专权期间，一些没有气节的大臣争相奉承，如辽东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7]”，并在奏折中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16]”，谀辞谄语，不堪入目。毛文龙却不肯阿附魏忠贤，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他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3]”
忠贞不二，以死明志
毛文龙对朝廷忠心耿耿，当袁崇焕伪造圣旨加害于他时，他误以为是皇帝要处死自己，毫不反抗，跪而请死。 明恭顺侯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17]” 意思就是说： 袁崇焕说毛文龙跪着请死，可见他从容就义，忠于国家的法律。如果毛文龙有二心，肯定会目无法纪，怎么会跪着受死。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如果他也说我有圣旨要杀袁崇焕，袁崇焕如何自保？幸而毛文龙对国家一片忠心，并不以白刃临颈而动摇。
编辑本段人际关系
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
东江镇孤悬海外，军需、粮草全靠登莱接济，所以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显得很重要，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前后共与五任登抚打过交道，分别是陶郎先、袁可立、武之望、李嵩、孙国祯。 与陶郎先的关系 毛文龙镇江首捷，全国振奋。当时的登抚陶郎先却不为救援，听信降将王绍勋的一面之辞，认为“镇江大捷”是假的，向朝廷奏报说：“毛文龙之举，竟乱成算，再难下手[18]” ，此行为受到朝野一致指责。以参劾魏忠贤、客氏而直声震天下的东林名臣侯震旸上书为毛文龙鸣不平，他说：“嗟乎！龙小小一捷，固自称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绍勋，不为救而故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2]”并要求朝廷“罢朗先，逮绍勋。[2]”朝廷据此追查陶郎先，发现他多年贪污军饷，于是下狱，并将查没赃银补发给毛文龙。 与袁可立的关系 接任陶郎先的是东林名臣袁可立。任上，他积极整顿防务，清理陶郎先时期的弊政，重用毛文龙、沈有容等名将，使得登莱局面大为改观，是登莱历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袁可立主政期间，毛文龙战果十分辉煌。袁可立多次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2]”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只好辞职。数年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荡然不存，致后金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大学者黄道周曾评价道：“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19]” 与武之望的关系 接任袁可立的登抚武之望，是一位名医，但为政多乖。他在任上与毛文龙的关系极差，两人多次互参。武之望袒护魏忠贤义子登莱总兵杨国栋，支持杨国栋兼并东江镇。又多次克扣毛文龙的军饷，前后达四十四万两，使东江军民饥寒交迫。毛文龙要求查账，而武之望则强留相关的财务官员，以至二人势成水火。 朝廷后来查明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将武免职。天启皇帝在上谕中说：“念毛帅独奋孤忠，支撑海外，远提师旅，阅历当时，乃中朝实倚为辅车，而去抚每视为秦越，疾声莫应，供亿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属国苦资粮厞履之供，乃于百凡艰危之中，尚有累次俘获之绩，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悯！[7]”，这里“去抚”即指被免职的武之望，说明皇帝充分认识到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 武之望还曾派兵接管东江要塞旅顺，与毛文龙争功，可到了冬天，他害怕后金军乘海水结冰进攻，又将部队撤到皇城岛过冬，并向朝廷奏称：“退居皇城岛亦无不可者[2]”，毛文龙对此哭笑不得，只好又派兵驻防旅顺。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讥讽武之望说：“旅顺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难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独不可据乎？据而图复，复而遇冬则退，是攻守相寻无已也。[2]”，指责武之望“谋国非心虚”，同时称赞毛文龙说：“海外情形，毕竟毛文龙勘得透！[2]” 武之望崇祯年间复出担任三边总督，任上再次因兵饷问题引发十多处兵变，忧愤而死。 与李嵩、孙国祯的关系 李嵩和孙国祯与毛文龙合作时间不长，二人都曾经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双方并无芥蒂。
与登莱总兵杨国栋的关系
登莱总兵杨国栋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入魏忠贤门下，进鎏金、滚珠、骏马为干儿[5]”，靠着魏忠贤的关系成为总兵，“忠贤传谕兵部骤推国栋为总兵[5]”，他在任上无恶不作，贪赃枉法，并将聚敛的财富进贡给魏忠贤，《明史稿·魏忠贤传》专门提到杨国栋每年都向魏忠贤送上厚礼。“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岁时赂名马、珍玩勿绝。[20]” 毛文龙与杨国栋交恶，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毛文龙性烈如火，嫉恶如仇，与专营苟且的小人难以相处；而直接的导火索，则是辽东难民的安置问题。 杨国栋作为魏忠贤最得意的干儿子，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魏忠贤生祠，每年都向魏忠贤进献大量的珠宝珍玩，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出这个钱，所以就把主意放到由东江安置到登莱的辽东难民身上。 据辽东难民的揭发：“自国栋任登，出令强辽人住登者，悉隶官操。富者买免，每名百金，贫者愿隶，需索顶缺，每名十八两。且逐季查补，或一家而三四编坐，或一人而前后扎诈，甚至衣食无措者。复出拿奸一令，富商被拿者，动以千金贿之乃释。[5]” 逃难于登莱的辽东难民，被杨国栋当成金库。富商要勒索千金，穷人也要十八两，而且还“前后扎诈”，必欲将民脂民膏敲尽。 杨国栋为了给魏忠贤修建生祠，还强令辽东难民出钱、出建筑材料，“以助尚公生祠。[5]” 在如此苛政下，辽东难民在登莱无法存活，不得不逃往东江。“吾侪逃生于彼，而受害如此，不能聊生，复投生海外。[5]”他们宁愿在粮饷不足，生活艰苦，还有后金威胁的东江生活，也不愿意呆在后方登莱，足见杨国栋把难民逼到无以为生的地步。 登莱等地的辽东难民复归东江，使得本就粮饷不足的毛文龙负担更加重，但他对辽民不抛弃，竭尽全力予以救济、安置，辽民无不感戴其德，毛文龙遇害后，为之建祠立庙，怀念不已，这是人民对于一个被污蔑的英雄人物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杨国栋对于辽东难民投奔毛文龙极为不满，认为是断了自己的财路，捏造了“十大罪”来参劾毛文龙，分别是：一、不复寸土。二、毫无牵制。三、驱难民远窃人参。四、伤残朝鲜。五、掩败为胜。六、勾结宦官。七、杀良冒功。八、以粮资敌。九、坑害客商。十、抗旨不肯移镇。 所谓的“十大罪”完全是对毛文龙的污蔑之辞，大多数正是杨国栋本人的写照。后来袁崇焕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两条，作为毛文龙的罪状，将之杀害。

Answer 3

1，他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在明代天启年间，女真努尔哈赤闹独立，吞并辽东数城。在这种为难的局面下，以毛文龙为代表的将领奋起抵抗，书写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从其夺取皮岛到被袁崇焕冤杀，历经数十仗，在敌后给后金政权很大打击。
2，深入敌后的军事地主。与袁崇焕、满桂等人不同。毛文龙的地盘皮岛是自己带人抢过来的。在女真政权的腹地。由于距离太远，没有明朝的支援，毛文龙便自给自足，招新兵收留民屯田自给，并且同各地往来贸易。据统计兵员上万，收入颇丰。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深入敌后开辟空间的军事地主。
3，忠贞不二的卫国斗士。毛文龙一直忠于明朝朝廷，还招降了后金将领。
4，被冤杀的将军。崇祯二年，毛文龙被袁崇焕矫诏冤杀。对此我很疑惑。

Answer 4

毛文龙对于后金的牵制作用和其在抗金斗争中的贡献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他终究是个狂妄重利的家伙。谁的面子都不想给，俨然土皇帝雄霸一方、野心昭昭还在其次，在辽东前线军饷最紧缺的时候囤积物资发战争财，这才更恨人。而毛文龙和皇太极的议和与袁崇焕的假议和性质也完全不同，前者是利字当头为求自保真假自知，后者是为了巩固战线拖延时间。
毛文龙堪称一代枭雄，但绝对不是什么气节高尚的真英雄，他过于重利且野心勃勃，这样的人控制不好，岂不是国家大患？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袁崇焕这才有了“毛文龙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杀了他”的杀毛之心。

Answer 5

其一：满清所修史志多有违背史实。如阎先生屡屡所引的《明史》、《满文老档》、《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等等，凡涉及民族关系，以及与明朝相关者，往往语焉不详，有时不着一字，有时则粉饰满清而诋毁对方。满清以90年之力所修之《明史》，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即指出：“以夫言《明史》，则于清初史事，忌讳尤深，方域无建州之传；清之先世，语焉不详。若记南明诸藩，《明史》则附于诸王列传之后，尤非体制。”(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论及亦有“明季门户之见，为清讳”之说)继又指出：“乾隆重修之实录，则于满洲宫廷中，不名誉之事，删除较多矣。”即使如《明史·袁崇焕传》，亦是在满清天良发现，公布阴谋，公开为袁崇焕平反之后所书。于其被冤杀，则仅置数语：“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对，遂缚下诏狱……三年八月磔崇焕于市。”若无此以正天下视听，否则，袁崇焕定会被置于“贰臣”之列。若是，忠奸千古，又有谁知!
其二，明清史料有待甄别真伪。明末党争不息，门户之见，互为左右，影响到清初。故凡明清之人所撰史志，往往带有党争偏见，甚至带有恶意攻讦。如今人若不知原委偶读《东林点将录》、《同志录》、《三朝要典》、《酌中志》等，定会得出魏忠贤—党“尽心国事”，而东林党人尽为魑魅魍魉。—些名士布衣所撰书志，亦有失之本来者。如《明亡清兴六十年》数度所征引布衣程本直(袁之幕僚)《漩声记》(另尚有《矶声》)，属于程本直为袁崇焕鸣冤之作，其所涉及袁崇焕“该杀”毛文龙事，明末即有吴国华《东江客问》等，针对程本直之文而为毛文龙辩诬申冤也，其论甚详。其结论：“壬戌以来，复镇江矣，俘佟养真矣，据铁山矣，收辽民矣，坚守诸岛矣，保障朝鲜矣，朝野之人，无不壮之；牵制之名，于是乎著。奴屠一城归，战一胜归，终不敢窥关一步，谓非毛之功不可。”《明亡清兴六十年》第三十讲所引梁启超言毛文龙“该杀”之论，即本于程本直之言。明清史志涉及毛文龙者凡数十处，而《东江客问》一类文献，因至20世纪下半叶方晚出，或许梁氏当年末见也。除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吴国华《东江客问》之外，尚有清人吴骞所辑《东江遗事》上下卷，分别自谈迁《枣林杂俎》、无名氏《纪事本末备遗》、李逊之《崇祯朝纪略》、钱曾《也是园杂纪》、毛先舒《小匡文抄》、《明史》及明末档案等辑得数十事，亦因晚出，足备参照。然而，这些不同的记载，恰恰未引起阎崇年先生的正视。
就连清朝遗老遗少所修《清史稿》，视郑成功为海盗，戈登为英雄等等，倒行逆使，荒谬绝伦，谢国桢斥之为：“纂修之人，人民国后犹代清廷立言，隐蔽帝王秽德，诬蔑革命事实，极为荒诞”。
其三，毛文龙死于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明代末年，明王朝政纲不举，内外交困。农民起义军、明军、满清兵，以及朝鲜、蒙古部落五股力量相互整合化分，此起彼落。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征战，满清八骑的臣服朝鲜与蒙古，以及满洲与大明王朝的生死对立等，均是文武并用，明火执杖与阴谋诡计并存。特别是满洲兴起与大明王朝争雄时，当军事力量无以奏其功时，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以及其继承者多尔衮等，无不巧计迭出，以全其功。
既然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问计而误杀袁崇焕，那么，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尽管历来钱锡龙、陈继儒，董其昌有嫌之外，是否亦为满清反间计得逞?检索《纪事本末备遗》尚有其说：“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末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日：‘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旗牌张国柄以尚方剑斩之。”可备一说。其次，满清皇族宗室昭梿《啸亭杂录》卷十《毛文龙之杀》，隐约泄露天机：“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可备二说。
明清之际这段历史，尚有许多扑朔迷离，而有关史料，汉族典籍大多不是饱经满清禁毁，就是抽毁；满清典籍，则多借重修之名予以删改。因此，面对史事，检索典籍，则往往不是阙如，就是片面，甚或歪曲。因此鲁迅一言道破，天下后世若披览《四库全书》之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今人若仅凭一面之词便论断毛文龙“通夷”、“该杀”，显然有失客观公正。
当今学界躁急，于中国历史有“戏说”、“谩说”、“歪说”，甚至有人考证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婚外情”所致；屈原投江，是为“蹦极”；等等，不一而足。不仅缺乏学术责任，也同时缺乏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如在国家重修《清史》之际，就有人提出要肯定吴三桂降清，貌似学术“创新”，而实为解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不仅与“八荣八耻”相去甚远，而且亦将沦丧中华民族千百年得以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
“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毛文龙冤死近四百年，清王朝谢幕已近百年。围绕毛文龙的评价与认识，近人顾光涛著作《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评<东江遗事>》的大块文章时，就没有读到诸如《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之类史料。而陈生玺《关于毛文龙之死》、《论毛文龙据皮岛》、《明将毛文龙在朝鲜的活动》、《关于毛文龙被杀之前后——兼述袁崇焕之冤狱》系列文章，以及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何其相似乃尔!
在历史的编年史上，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纯粹的善恶之分(如同马克思论大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而只有集团、民族、阶级、国家、时代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