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3-19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后分化为大乘、小乘两派。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正式名称
“巴利语经典系佛教”。约在公元3至6世纪，佛教由印度或斯里兰卡传入缅甸，再从缅甸传入西双版纳。
佛教传入之初称“摆坝派”，没有被傣族群众 接受。后传入的一派称“摆孙派”，即被群众所接受，
成为普及派。由于佛教宣扬的消极、忍耐、调和、轮回、因果报应等有利于维护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
受到统治者的赞扬、拥护并极力推广，所以成为傣族、布朗族信奉的宗教。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教义有四缔五蕴、十二因缘、三法印、轮回、业报。其经典总称三藏：
一、《经藏》，傣语“苏点大比打嘎”；
二、《律藏》，傣语“维乃压比打嘎”；
三、《论藏》，傣语“阿皮坦玛比打嘎”。另外还有许多藏外典籍。南传上座部佛教要求僧侣、信徒严格遵守十戒：
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说谎（不记前仇）、不酗酒、过午不食、不观听歌舞、不戴花不抹香水、
不坐高处、不积蓄金银财宝。
西双版纳的佛教建筑主要是佛寺、布萨堂（戒堂）、佛塔三大建筑，特别是佛寺和佛塔遍
布傣族、布朗族居住的村村寨寨，其中不乏国内外有名的精品，成为西双版纳的一大景观。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事活动和佛教节日名目繁多，主要有如下9项：
1、傣历6月份的浴佛节，就是傣历新年，外地人称“泼水节”。
2、“毫瓦萨”（傣历9月15日）和“卧瓦萨”（傣历12月15日），
即“关门节”和“开门节”。整整3个月为净居斋戒期。
3、赕，即布施。是信众对寺僧的捐献活动。节日繁多，一年内至少赕7次以上。
4、“毫干”，即禁忌日，时间在傣历2月份。
5、“播帕”，即升和尚。
6、“痕帕洼”，即祭佛山。
7、“松桑卡”，时间傣历 5月15日，为比丘集结日。
8、“播董”，即竖旗杆。
9、“机光罗”，即烧白柴堆，祝贺帕召
升天。傣族、布朗族的每个男子到七八岁左右，都要到佛寺当一段时间和尚，才有结婚、
成家立业的权利和义务，否则，被人瞧不起。当和尚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则终身为僧。
西藏佛教的起源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隶制度下，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印度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一批城镇小邦兴起（迦毗罗卫国就是当时的一个小邦），经常互相侵并，发生冲突。在政治上，雅利安人自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土著民族后，创立了野蛮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称为婆罗门）为最高的社会阶层，奴隶（称为首陀罗）是最下贱的阶层。首陀罗是非雅利安人，受着极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被婆婆罗门随意驱逐甚至残害。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不仅被订在法律中，还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义中。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生产下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温饱和安定。痛苦、失意、无望、颓废是当时一般的社会情绪。
这种社会情绪也使作为一个小邦王子的悉达多受到感染，他思想日益苦闷，产生了消极厌世的念头，不愿继承五位，便外出寻道。开初他也想从婆罗门教中皖出解除苦难的方法，但终于不合心意，便舍弃了婆罗门教，闭居山林静坐。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到他死的时候，佛教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精细的唯心主义体系，后来由于不断的传播，发展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教义就显得更为杂乱了。
“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称是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真理”。所谓“苦谛”，就是说人世间一切都是苦的，人生一世会遇到生、老、病、死……十六苦（或说八苦），没有丝毫乐处，引导人们去厌恶人世。所谓“集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找来找去佛教徒找到了两条原因：一条叫“业”（干事情），这是致苦的正因；一条是“惑（烦恼）”，这是致苦的助因。业和惑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和惑，苦果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这就叫“灭谛”。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就必须修道，这就是“道谛”。佛教所说的“道”就是涅盘之道。所谓“涅盘”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就是死的化名（这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修行，以涅盘为极目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去求死。四谛之中，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最苦，涅盘最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敢触动，仅以消极厌世和追求死亡的说教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苦谛以生老病死等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些苦难，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这就很巧妙地掩盖了阶级矛盾，抹煞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造成被压迫人民痛苦的根源。这种说教当然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诚然，剥削阶级也会遇到生老病死等问题，但他们是从剥削阶级的贪欲本性来考虑这类问题的，即如何才能长寿，如何在来生来世也能保住荣华富贵的地位等等。而这种说教，不仅迎合了剥削阶级的贪欲心理，还为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剥削阶级在纵情享受的同时，分出一部分财物施给寺庙，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佛教正是这样向剥削阶级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的门票。
佛教在进一步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人生命的起源和过程也是依赖于条件的，这就是十二因缘。即无知（“无明”）引起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身体的精神和肉体（“名色”），有了名和色，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感觉器官的“六处”，六处引起和外界接触（“触”），由触引起感受（“受”），由受引起贪爱（“爱”），由爱引起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取”），由取引起生存的环境（“有”），由有引起“生”，再由生引起了“老死”。所以说到底，人生的痛苦是由无明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佛教经典又把十二因缘说解释为“三世因果报应”说。即：无明、行是过去因，感现在果；识、名色、六处、触、受是现在果；爱、取、有是现在因，感未来果；生、老死是未来果。宣扬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善业”或“恶业”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这就为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荒淫无耻地进行享受提供了根据，把劳动人民由于剥削制度造成的苦难亦解释为合情合理的事情。这种说教起着掩盖剥削阶级的罪恶和让劳动人民服服帖帖当牛作马的反动作用。根据“因果报应”，佛教又提出“轮回”的说教。“轮回”的原意是“流转”的意思。佛教沿袭婆罗门教的说法而加以发扬，宣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会永远在所谓“六道”中生死相续，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一样。根据佛教经典所谓“六道”是指：天、人、阿修罗（一种鬼怪恶神）、地狱、饿鬼、畜生。人若做了善事（指信佛等），死后就可升入天界。人若做了坏事（指不信佛，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触犯了他人的利益等）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变成饿鬼，或堕入地狱。这种说教，实际上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恫吓劳动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
释迦牟尼死后百余年间，佛教发生分裂：一派称为“上座部”，主要由一些长老组成；另一派称为“大众部”，拥有广大的僧侣，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又由大众部的一些支派组成“大乘佛教”，并且称呼非大乘佛教的教派为“小乘”。大乘宣称自己这个教派是“普渡众生”的，说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当“罗汉”，不管别人，所以很不可取。他们把罗汉称之为“自了汉”，是带有一点轻蔑的意思的。大乘打着普渡众生的招牌，宣称自己宁愿入地狱渡人，也不愿自己先解脱。这是很能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的，所以大乘比小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大乘佛教中又有“空宗”和“有宗”的不同派别。空宗（又称“中观宗”）是公元三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一个派别。空宗宣扬“一切皆空”的教义，很有导致把佛自身也否定掉了的嫌疑，所以遭到了另一些佛教徒的反对。后来世亲、无著才创立了“有宗”。有宗又称“瑜珈宗”是针对空宗来的，认为不能象空宗那样讲，不是一切皆空，佛还是真的、有的。有宗宣扬“万法唯识”的教义，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佛性的表现，最终也都要归到佛性一来，主张的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论。
传说龙树是大乘佛教的祖师，他不仅创立了大乘空宗，而且还把佛教某些教义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仪式相结合，创立了“密宗”，（或称“密教”）。后称密宗以外的教派为“显宗”（或称“显教”）。所谓密宗，一是主张秘密传教；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弄得很神秘；一是搞惑世欺众的巫术和烦琐的宗教仪式。密宗是比其它宗派更秽浊的污水。佛教出现了密宗以后，就走入绝境了。
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185年），佛教被定为印度的国教。当时印度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关系活跃，国家甚至发动佛教传教士远赴国外以扩大政治影响，佛教由此便逐渐向亚洲其它各国传播。南从印度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经帕米尔高原，在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再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南传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以后佛教便一步步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传入各国各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思想意识、宗教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显得相当活跃。但在印度，中世纪后佛教便逐渐为印度教所融化，到十三世纪就衰落了。
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同时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神祗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外地人俗称为“喇嘛教”。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7-06-12
佛，是“佛陀”的略称。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意思是“觉”或“觉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佛就是“最高的觉悟者”。
佛教，以“佛”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性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因而释迦牟尼又称为佛祖、教主。释迦牟尼本姓乔答摩，名字叫作悉达多，因为他出身于释迦族（古印度的一个名族，为雅利安日种系甘蔗王的后裔），加之他创立佛教的丰功伟绩，后世尊称他为“释迦牟尼”。“牟尼”意为明珠或宝珠，引申为圣人，所以“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释迦族的圣人”。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多见载于一些有关佛传（佛陀传记）的经典中，这些佛传经典既有历史性的传记资料，又杂糅了不少传奇性的民间神话以及佛教初期不同教团的思想。这就形成了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的梵语系统，由印度北传至中国汉地和西藏以及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和南传佛教（以小乘佛教或称“上座部佛教”为主的巴利语系统，由印度南传至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爪哇等国，以及中国云南傣族、布朗族）两大系统不尽一致的佛传经典。
释迦牟尼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列国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印度等级制度森严的“种姓制”社会，“种姓”在印度称为“瓦尔那”，共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婆罗门，即祭司，掌握教权，主持祭祀，就古代印度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个等级是刹帝利，即武士贵族，掌握军政大权，是古代印度世俗的统治者（释迦牟尼就出生于刹帝利种姓）；第三个等级是吠舍，即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古代印度社会的基本生产者；第四个等级是首陀罗，即奴隶、杂工和仆役，没有任何权利，是古代印度社会受歧视和压迫的被奴役者。
在释迦牟尼未创立佛教之前，印度盛行是婆罗门教，该教大约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当时由于婆罗门在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特权，日益引起婆罗门以外的人们的强烈不满。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婆罗门教并要求革新社会现状的新思潮，即所谓“沙门新思潮”。“沙门”是梵文Sramana的音译，意为“修道”，是对反婆罗门教思潮的各种派别的出家修道的人的总称。释迦牟尼在实践修行和寻求解脱初期，就主张人人平等，后来悟道成佛后更是把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当成佛教的根本。
佛是佛陀的简称，是觉者的意思。觉有四种：本觉、不觉、始觉、究竟觉。本觉是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觉性，即佛证道所说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不觉是迷惑颠倒，象迷路的人一样，不仅忘了回家的路，而且连自己迷路这件事也迷了；始觉是迷路的人觉悟到自己迷路了，开始找或找到了回家的方向；究竟觉又称如来果地，就是回到了老家，看到和拥有了本地风光。所谓诸佛菩萨倒驾慈航，广度众生，就是回到老家的人再回来让迷路的人知道自己迷路了，让知道迷路的人知道回家的方向，自己走回去。
佛教的宗派，象回家的各条路或交通工具，万法归一也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学佛就是学佛的觉悟，首先知道自己迷路了；但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正确方向，必须行动，所以佛法特别注重实证（实践）。知道了回家的路，而不行动，“犹如数他宝，自无半分钱”。关于这一点，明代高僧、净土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有非常精彩的开示，他说：“可叹现在有许多人，从少年到到中年到老年一直到死，从来不曾看过佛经，或以为佛经不屑一读，这些人可说是面对宝山而不想进入取宝；又有一类人，虽也读过佛经，但只是为了采摘佛经中的优美辞句，来充实自己谈论的资料，或用于写作，助长文章的笔势，这些人可说是进入宝山而不知取宝！又有一类人，虽然对佛经的义理进行讨论，或对人讲演，但只是凭肤浅的认识对着佛经释字销文，或妄自标新立异，以显高明，这些人可说是把取到的宝物当作玩品鉴赏，有时抱在怀中，有时拿在手里，然后又把宝物丢弃了。”
中国佛教 （Chinese Buddhism）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事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 地 佛 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丁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藏 传 佛 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 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辞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 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盘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信纸》、《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
第3个回答 2007-06-12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起源：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已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二、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大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来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和“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辨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4家，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选自（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直接释义大约是“以慈行善”。
既然是“以慈行善”，其重点则在于对“慈”的理解。
“慈”，《说文》只注二字：“爱也。”《左传》：“宣慈惠和”，做疏注的人发挥道：“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这就把中国古代对慈及爱的理解讲得比较清楚了：慈，是一种发自内心世界的爱，她的恩惠要遍施于万物，当然首先是人。汉代贾谊讲：“恻隐怜人，谓之慈。”对人，要有恻隐同情之心，将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将别人的危难当做自己的危难。及到北宋张载，更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伦理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希望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一样，乃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推己及人，才能称得上真慈真爱。
自从两汉之际(公无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慈善”二字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的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佛学要典《大智度论》第二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为“大慈”。这种解释与中国固有传统中对“慈”的解释如“恩被于物”、“恻隐怜人”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显现出相互融合的浓厚基础。在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慈悲意识与慈善事业一起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前，中国的大量慈善事业都是与佛教慈悲意识分不开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将“善恶因果业报”的观念引入慈善事业，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们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至今仍在沿用一个褒义词“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不惜献出悠悠此生。历史上曾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务施不关周急，归德必在于己。”认为哪怕是为了来世的果报，也是本质自私的行为。这种批评不免过于苛刻，不近人情。其实，如果不去计较信仰观念，客观上为社会做奉献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儒家的“民胞物与”的观念相应，佛家提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认为最崇高的慈爱与无条件的最宽泛的悲悯是无分别的。果报已不再是慈善的目的。当然，比起一般的“行善得报”，这已是另一番境界，而照佛家说，这才真是“功德无量”的。《金刚经》明载：“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所谓：“不住相布施”，是指“三轮体空”，即以施者、受者及所施之财作为“三轮”，“施者反观体空，本无一物”，称作“理空”；受者观身无相，观法无名；身尚不有，物从何受”，称作“受空”；施受既空，彼此不妄，其物自空”称作“物空”。“三轮”所指都是“有为法”，如果不把心挂系在因“有为法”而获得福上，便不受“生、住、异、灭”的局限，那么当然就是“功德无量”了。
与儒释两家相呼应，道家也曾对慈善大加倡导。最为著名的是《太上感应篇》，被称为“道家劝善之书”，“其文，尚朴不事浮华；其言，举事以明功罪。”从此书所劝善行来看，大多是为救济当时社会贫苦民众的。例如：“一、收街市弃儿，雇人代养。……二、每冬十一月初一，收贫人入本宅养济院。……三、普济应验汤药。……七、赈济穷民。……八、修造桥梁，开河铺路。……”《太上感应篇”，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百万，命工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尽管其中大致是依照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老模式，以因果报应作为思维逻辑的基础，向普通民众做深入浅出的推广，常常受到鄙夷俚俗都的讥讽，但一千多年来，这种传播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却是值得予以高度评价的。佛道两家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但在慈善积德方面却是一致的，半个世纪之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亲自作序褒所。而就在四五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委员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心之良苦，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总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家都对“慈善”给予了应有的推崇和重视，并以其各自的不断阐扬和不断实践，丰富了“慈善”的内涵。赵朴初先生在对比中西方文化中的处世伦理时，曾睿智地指出，西方人讲“爱心”只要讲LOVE就可以了；而中国人，却喜欢讲“慈爱”：KIND AND LOVE。这是传统慈善观念在民众中造成的深刻的潜意识。尽管时代不同了，某些在旧日认为合情合理的方式，如今早已不合时宜，但倡慈劝善的传统却永远不会是过时的，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就现实而言，似乎应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便给“慈善”的内涵注入内在的活力。回首传统，可以看到“慈善”之内涵的清晰结构：最核心的部分是培育“恻隐之心”，启发“本有佛性”，倡导“民胞物与”、“大慈大悲”的襟怀；而在可操作性上，则应顺应人们的功利意识，将一己之私利与他人之福利建立在一种平衡协调、良性互动的观念定式中，在人们中造成一种只要有能力就应该投入慈善事业的社会趋向。在历史上，无论从基本理念还是从可操作性而言，以公平中介的形象出现的宗教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的慈善事业中，宗教肯定还会发挥相当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作为非宗教的那部分慈善事业，如何从“慈善”的传统内涵中找到可借鉴的成分，从而形成从核心理念到可操作性，表里呼应、行之有效的新结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趣的新课题。
简而言之，使“慈善”这个概念从古老变成新鲜，它的现实意义便将变成历史意义。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第4个回答 2007-06-14
佛教的最高境界就是修出大慈悲心，看众生都苦，于是发愿要普度众生。
佛教最高境界通常涅盘经由禅定的体悟而抵达，其过程为先倒退至胎儿期记忆，胎儿期记忆倒退完毕则人的一切记忆全部清除，此时闭目所见的虚空（我们命名为“虚空记忆”）就是涅盘。涅盘的合理内核，在于用和胎儿期记忆相关联的虚空记忆彻底洗刷恐惧的心理底床，重新奠定人的心理基石。轮回观是对倒退式胎儿期记忆中的变形现象的误解人的精神起点始于胎儿期记忆，而且在个人历史和人类文化中均能看到胎儿期记忆所留下的强烈痕迹和影响。
涅盘是佛教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能通过人的修行实践一步步达到。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自我追求过程中，可以体会“涅盘”的生理–心理意义。
“公无前623年五月间的月圆日，当今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的古迦毗罗卫国的兰毗尼，一位高贵的太子诞生了，他必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导师。”
“他被取名为悉达多，……在他童年时代，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之事。……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国王组织部署了王耕节，这是全国人民的节日。……毗钵罗树下宁静、祥和的气氛，与庆典的欢快娱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一切都能使人安静下来，善于思考的太子，年幼智高，跏趺而坐，致心一处，意念呼吸，当下就证得一心不乱的三摩地，获得第一禅悦。”
“他深深同情痛苦中的人类。……他决定抛弃世俗生活，追求真理和永恒的安乐。……这年，悉达多太子29岁。”
其后他向苦行僧阿罗罗迦罗摩仙人修习梵行和更高层次的禅定即空界禅，又通过内在智慧了证法教，并安住所证之法，最后获得思维集中的最高境界即非想非非想界，这是世界禅的最高境界。“他也意识到，人们只有潜入内心，才能发现最高真理，因此，他不再向外寻求帮助了。”
“在《摩诃萨遮经》中，佛陀这样讲述了他开始的修行。”他“咬紧牙关，把舌头贴紧上颚，以善念控制、战胜、消灭恶念。”接着又依次修习止息禅定，修习非呼吸之法，再一次修习非呼吸禅定法门，再一次体受非呼吸的禅悦，完全断食辟谷。然而，他“从自己的修习实践中，终于彻底地认识到自我折磨的苦修于道无缘。”他回忆小时候“曾坐在一棵清凉的毕钵罗树下，聚精会神地自然深入止息禅思之中，此禅思使他进入第一禅地。因此，他想，是呀，这才是觉悟之道。”
“通过禅定，他制心一处。内心如同一面光亮的镜子，万法皆如实映现出来。因此，他内心安隐、洁净、无贪无染、柔和、警醒、坚定不可动摇，……他忆念了前生前世的生存方式及详细情形。这正是他在夜里第一时所认识的知见。……他以圣人的天眼神力，观见众生的轮回。这正是他在夜里中时了证的第二知见，消除了对未来的无知，以清净之心，直指灭尽烦恼的悟解。……他的意识从色欲、生欲、无知等烦恼中得以解脱。解脱之后，他明了：已获解脱。并且意识到：轮回已断，圣身已证，所作皆办，更无后生。这就是他在当夜第三时所悟的第三种知见。无明除，智慧生，黑暗消，光明至。”
“觉悟之后，斋戒七七四十九天，静默安坐于菩提树下或其附近，深入禅思。……第七个七天，佛陀安详乐住于榕树下，享受解脱三昧之喜。轮回无数生死中，追寻不见造屋者（原注：即贪）。生生死死苦不堪，终见原来营造者。汝将不复造此屋（原注：色身），折断椽木（原注：烦恼）碎脊梁（原注：无明），心梁无为达苦灭（原注：涅盘）。黎明觉悟之时，佛陀口诵此快乐偈，形象地描述了出世之德的辉煌以及内心世界的精神体验。……推倒房屋，心则无立身之地，从而进入无为之境，这就是涅盘。”
从上述释氏最后进入涅盘境界的追求过程中可以知道，释氏首先认识到物质享受毫无意义，为了摆脱世俗烦恼，追随苦行僧式的修习禅定。从实践中释氏明白了自我折磨的苦修只能搞垮身体，精神开发则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释氏从自己童年时代经自然的禅定而获得愉悦体验中得到启发，摒弃沉溺声色和自我折磨修习的两个极端，发明了“中道”的新思想。释氏的禅定，其动机是摆脱世俗烦恼，具体实施时是自然而然而非自我折磨的。
所谓禅定，即微闭双眼或闭起眼睛，断绝信息主要来源的眼睛的通途。闭起双眼，不再思索，其结果过去的记忆会一一浮现。而倒退式记忆的浮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将必然逼近胎儿期记忆。胎儿期记忆一旦显示完毕，标志着人生的一切记忆也就随之全部再现完毕，这时视觉所见是一片虚空。禅定到这个时刻，双眼仍然闭着不睁开，驻守在这个特定的状态之中。由于这时的视觉感受是前所未有的，引起的心理感受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把这时双目所见虚空而引起的心理感受称之为“虚空记忆”。虚空记忆和胎儿期记忆是不同的，但在抵达虚空记忆时一般需要经过胎儿期记忆的门槛，所以两者在时序上有关联。佛教则把虚空记忆称之为“涅盘”。
虚空记忆的特征为：活着的人通过禅定方法不断地跨越（清洗）过去的记忆，一直倒退至胎儿期记忆，这样一生的主要情感经历得以全部显现，从中明白了自己的发展轨迹，进而果断地抛弃所有记忆即所有的情感（当然主要是引起痛苦、恐惧的负面情感），进入虚空记忆。在虚空记忆的状态中，一切价值观没有了，被生存欲念搞得疲惫不堪的痛苦记忆没有了，一直以为我就是那痛苦的等式中的我（旧我）消失了，而意外地发现我目前正处在一个全新的身心体验中，一个和胎儿期以后的生命截然不同的体验中。此刻没有了可称之为有的一切。我活着，可以以虚空记忆的方式活着。这样便在活着的方式中，而不是以死亡的形式，找到了真正解脱的门径。
人就是记忆。旧我就是胎儿期记忆以及以后直至现在的一切记忆。由于人生第一记忆是死亡恐惧记忆，又由于人的记忆主要是由不适到恐惧所构成的负面情感连续体，所以人一直处在心理不适的状态之中。解脱之人可称为新我的诞生。新我，就是超越和抛弃旧我中的一切记忆。一旦发现虚空记忆，发现自我与之相融，便可以用虚空记忆取代胎儿期记忆和以后的一切记忆而成为新我的心理基石。
显然，禅定中闭目所见的倒退式记忆和梦的逆向思维是一致的。只是从现在的记忆一步步倒退，并且最终翻开胎儿期记忆的第一页，进入虚空记忆，其本身需要时日，需要毅力。尤其是人已习惯了旧我的记忆（尽管旧我的记忆常常折磨着心灵），一旦遥望虚空记忆，如无精神准备，会有心灵异常的感觉。必须有迎接虚空的心理准备。而一旦进入此状态，则有保持住此状态的必要。
佛教称“涅盘”有永恒、美好、快乐的性质。这些都是和旧我记忆完全相对立的。其实虚空记忆（涅盘）本身就是虚空，说“无”似乎更确切些，即无任何价值标签。但是虚空记忆的出现，和旧我记忆恰成鲜明对照。佛教把生命称之为烦恼的过程，那么无烦恼的涅盘称之为永恒、美好、快乐，正是人习惯的烦恼状态一下子烟消云散的心理感受的语言表达。
涅盘是永恒的，因为无时间和空间的特征。对习惯时间、空间以及其中的事件（大半是烦恼的）的旧我记忆的人来说，摆脱了时空、事件的枷锁，摆脱了限制，摆脱了生命中明确无误的有限性，从而获得了心灵一直渴望但在世俗中不可能实现的永恒。涅盘中的永恒，已不再是欲念的、外在的，它已是内在的存在。
早在佛教产生以前，印度原始宗教里已有轮回观念，后成为印度教的基石。而释氏则把涅盘和轮回观念结合起来。然而，释氏误将临终之人的意识状态（此时很可能已倒退到胎儿期记忆，其记忆又可能是变形的）看作是和来世相连的桥梁，而临终之人的意念对象又是来世的通行证。这样便存在着好的意念对象和善的来世（天堂）以及坏的意念对象和恶的来世（地狱）的对应关系。要想避免恶的来世轮回，取决于临终时恶的意念对象的不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则又涉及到生命过程中恶念恶行的清除。这里，释氏把道德观引进了产生涅盘的当初纯生理–心理的过程之中。很明显，涅盘首先要通过长期的修行才能达到。释氏把人中五种道德行为（贪欲、嗔恚、昏沉睡眠、掉举恶作、疑）视为通向涅盘的障碍，必须摒弃，于是很自然地弘扬了人的道德行为一切正面的东西如“戒、定、慧”等等，并且高举“忍受、悲悯”的大旗，使众人云集其下。这样，达到涅盘的过程就成为自我人性洗恶扬善的过程，原先禅定这一纯技术的过程便成了医治人的心灵，和谐自我、人际、人和自然的实践过程。这不仅是人的记忆史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人的善必能战胜恶的胜利。无怪乎佛教要成为宗教了，因为一些宣扬“恨”的学说在和“爱”的教诲相比之后终究逊色多了。
根据轮回观念，临终达到涅盘的人，在来世自然成为善的人，亦即免去许多烦恼恐惧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指向。既然轮回观念有了来世，往逆时方向推一步，则我的今生亦为前世所转来。这样现有的人的不平等、差异性，似乎又可以简单地解释了。然而不管现在的人有何不同，要达到涅盘，最终完成是个善的来世轮回，则必须注重现在的一切道德修养。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轮回是不存在的。轮回观念的产生，一方面源于人对永恒生命的追求，另一方面主要是对倒退式记忆尤其是胎儿期记忆和记忆本身的变形现象的误解。然而，涅盘的合理内核在于：在达到涅盘、在达到非真实的善的来世的追求过程中，人本身要自我矫正，自我圆满，从而获得人的解放，人之间以爱相处，人和宇宙和谐相处，享受生命的最高乐趣，这层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佛教不象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那样，把原始恐惧心理投射到上帝身上，再披上全能的外衣。佛教的最高境界涅盘，是自我通过禅定实践，越过胎儿期记忆进入虚空记忆的生理–心理的亲身体验，从中顿悟而彻底洗刷恐惧的心理底床。涅盘，不是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心的大彻大悟。它无需由神而人的类比，它是我中旧我到新我的自然又必然的跃进。因此人皆可以成佛。
释氏在童年时代已体悟到“跏趺而坐，致心一处，意念呼吸”的禅悦，其后在完成了涅盘过程后，人为之大变。历经涅盘之人所产生的精神效应是不可估量的。从恐惧中解脱已成为可能，长期困惑不明的问题已经超越。人以后天的手段用虚空记忆置换了胎儿期记忆而重新奠定的心理基石，人不再是以恐惧心理为起点去贯穿人生，而是以永恒、美好、快乐的心理新起点去贯穿已有的记忆和未来的人生。当从涅盘返回现实中时，已经拥有的涅盘精神将在现实中有力地扩散，因为人的记忆的序列方式改变了，生命的意义改变了，对生命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人已经自握明镜，自有天眼。
现在的世人是很难理解修炼人的。因为现在的人都讲究现实，还是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来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