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1619年10月7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1691年1月30日）。他生活的年代，正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际。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提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交错。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产生了以批判宋明道学为共同倾向的早期启蒙思潮。王夫之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之一。他出身于没落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传统文化教养。青年时代，他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与好友组织“行社”、“匡社”,慨然有匡时救国之志。1642年,24岁的王夫之在武昌考中举人。 十一世祖王仲一曾从朱元璋起兵。父亲王朝聘就读于北京国子监。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并师从吴道行，吴教以湖湘家学，“以朱（熹）张（栻）为宗”，与旷鹏升等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崇祯十二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乡举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会试。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进入承天（今湖北钟祥），张献忠取黄梅。会试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阳。 清兵南下时，王夫之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亲均死于战火，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在衡州时，招贤纳士，王夫之隐匿衡山，拒不受聘[1]。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2]清军入关后，他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抵抗清军。1647年，清军攻陷衡阳，王夫之的二兄、叔父、父亲均于仓皇逃难中蒙难。次年，他与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举兵抗清，败奔南明，因而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后被永历政权任为行人司行人。为弹劾权□，险遭残害，经农民军领袖高一功仗义营救，始得脱险。逃归湖南，隐伏耶□山。 顺治七年朝廷深陷党争，吴党得势，为营救楚党，夫之和董云骧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永历帝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3]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愤激咯血”。[2]幸好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上疏反对大兴党狱，由于焦琏等人握有兵柄，永历帝只得将金堡、蒙正发、丁时魁等人除罪，改为削职远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4] 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收复衡阳，又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终于未去。[5]从此，隐伏湘南一带，过了 3年流亡生活。曾变姓名扮作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西庄源，教书为生。这10年曲折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体察民情,并促成他为总结明亡教训而笃学深思,发愤著述,写出《周易外传》、《老子衍》两部哲学著作，还写成《黄书》这部政论著作。后半生，他退隐荒僻的石船山麓，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 日后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今船山乡湘西村）筑茅屋，名“败叶庐”。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51岁时他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反映出他的学风和志趣，终未剃发。康熙三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 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71岁时他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6]，“希张横渠之正学”[7]，表白他的政治抱负和学风。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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