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的文学史意义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莫言《红高粱》的文学史意义为：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
《红高粱》作品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四五十个鬼子官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作品还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嫰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作家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小说《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Answer 2

红高粱是有爱恨情仇的鲜活的生命个体，山川草木、清风白云甚至溺尿都是有生命质感的。《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从出嫁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然而她却凭着坚强和果敢闯了过来，从而获得新生，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罗汉大叔面临酷刑自知没有生存的希望却并不绝望，依然以自己的忍耐力与极刑斗争到底，他的英雄气概被后人传为佳话；“我爷爷”率领的非正规军队虽然抗日失败了，他的率性和他的辉煌业绩却被载入史册传为佳话，“使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这里，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和是非观念失灵了，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有强盛的生命力量的震撼之美。（2）植物是有生命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但植物是有灵性有感觉的却是童话神话里和寓言中才有的事。然而在莫言笔下，植物的灵性和感觉却是那么的自然，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红高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有喜怒哀乐，也会“肃然默立”、“感情激荡”，“向苍天呼吁”，它们同扎根于故乡的黑土地，已经与“我爷爷”、“我奶奶”融为一体，山川河流、蓝天白云、风雨雷电都是通灵的有感觉有感情的，河水也会愤怒从而给人施加惩罚，也会因悲哀而呜咽。（3）死亡皆自然。文中对罗汉大叔被活剥皮的过程写到极致，将生命结束的瞬间无限拉长，把死亡过程本身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描写酷刑并不一定代表作者受过或者执行过，而是靠着艺术想象虚构出的真实，其目的却是为了展示在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存在状态本身即生命本身，而不是聚焦于死亡的意义。在这里，莫言将人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加以考察，即将死亡“降格”到“物质——肉体”层面，“为肉体恢复名誉”，将“一切高级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是对传统文学“死亡禁忌”的反拨，是对民间死亡观念的文学表现。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众生在成为中华儿女英勇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的精魂。莫言小说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些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英雄式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普通的人群。他们粗鲁、顽愚，与正统的文明沾不上边，往往还带有破坏性，然而正是这些不开化的非正统历史的边缘人物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

Answer 3

其一：和以往的抗日题材的区别。《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在情节框架上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于人物形象上也是一反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类似的草莽人物必须要在他身边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的模式。
其二：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第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的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出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同时必须指出，这部小说写于80年代末。其时的创作可以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样一个主流思潮。可以把它看做是新写实主义的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吧

参考资料：中国当代文学史

Answer 4

证明了名族精神之魂的内涵，小说以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作为基调，对整个农民真实的文化心理进行原生态的描述。本回答被网友采纳